李巧珍與鄺生春，一個是惡罵遊客的導遊，一個是虐狗的漁護署職員。兩件同期發生的事件，兩個同時出現的人物，是巧合，還是有跡可尋？
李巧珍和鄺生春，並非大奸大惡之徒，乃是不良制度下的小人物。一個是零團費歪風下貼錢打工的導遊，一個是漁護署署長口中「有本事都唔做捉狗隊啦」的基層員工（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漁護署署長黃志光於元朗區議會會議上語）。不論遊客是否購物，李巧珍都付出了時間和精力，理應支取底薪；狗在社區本來安然生活，漁護署卻專為投訴者服務，讓未經培訓的捉狗隊員工用繩索索狗。在捉狗的過程中，受傷害的不但是狗，也包括人——那些與社區動物建立了感情的人，和那個為了餬口而讓同情心日漸磨蝕的鄺生春。
拿他們祭旗容易，改變制度卻難。
我並不是說待遇差的員工做錯事是理所當然的。我指責李巧珍對遊客的態度，我更對鄺生春的行為而氣憤，因為他帶來的傷害，不但是口舌上的，更關乎一隻動物的生死。然而，制度不改，去了一個李巧珍，還有千千萬萬個李巧珍；政策不變，炒了一個鄺生春，還有千千萬萬個鄺生春。她們和他們，不過是把自身承受不了的怨憤、冷漠，轉嫁到遊客和狗隻身上而已。
人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所以李鄺二人責無旁貸；然而，他們也只不過是一個人，不是超人，無法抵禦甚至沒足夠能力批判不公平不公義的客觀環境。旅遊界本來就不應有零團費，正如社區本來就不應有捉狗隊一樣；我們若單以懲治李鄺二人為滿足，就等如繼續容忍那些不義不仁的制度，還有那種「不把人當人」的風氣。
（作者為動物地球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