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只有一個版本嗎？」教會內一位年輕人問。
「聖經有不同語言或風格的譯本，不過內容基本上大致相同的。」我這樣回答，因為當時不太適合詳細解釋在公元三八二年的羅馬大會（Council of Rome），以及公元三九三年的希波大會（Synod of Hippo）和隨後兩次迦太基議會（公元三九七年，公元四一九年）中所提倡教會應該使用並視為神默示的舊約和新約經目，而當時舊約部分亦包含了次經云云。
「如果大家所讀的聖經都是基本相同的版本，那麼對經文的內容和解釋都應該一致？」年輕人又問。
年輕人的問題不好回答。我深信聖經作者所記述和發表的言論，一定有其特定的意思和針對的對象。當然後世人可以對經文內容有不同的演繹，但是要準確掌握作者的原本意思，實在並不容易。
當我正在盤算如何回答年輕人之際，年輕人又已經問到：「那麼羅馬書十三章1至7節，應該適用於當時實施種族隔離政策下生活的南非基督徒，抑或現在民主憲政制度下的南非基督徒呢？」
如果依照羅馬書字面所寫「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適用於變革前的南非，那麼南非的基督徒就應該順服於當時的南非白人政府，繼續支持其種族隔離政策；若然適用於現時的南非，即是要順服於現在民主憲政政權，豈不是改革前選擇順服白人政府的南非基督徒全都錯誤理解聖經？
當「順服掌權者」民粹化
當然年輕人在跟我開一個小小的玩笑，明顯地因為上述經文近來於城中引起的言論，引發他的靈感去建構出一個陷於兩難的問題，衝著我來找麻煩。然而，這條兩難處境的問題需要成立，必須建基於一個條件，就是忽略上述經文內容的複雜性，簡化成一個二元環境：即是信徒必須順服當權者，否則就是拒絕馴服於上帝的話語。
這種將複雜處境簡化成二選一、非黑即白的「釋經」模式，對應著西方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所批判的民粹主義觀點。齊澤克提出民粹主義有一個基本「困惑」，就是其基本姿態是拒絕面對事情局面的複雜性，繼而將處境簡化成一種與偽具體化的「敵人」的清楚鬥爭。因此，當討論保羅要求信徒順服當權者的一段經文時，要不致於墮入類似民粹主義的基本「困惑」局面，就必須理解一些較深層次的問題，例如當時的猶太社會狀況、信徒所面對的政治壓力，以及保羅作為信徒領袖所肩負的角色身分等等。
人人平等──羅馬帝國與基督徒之間的價值之爭
首先，猶太人當時由羅馬帝國統治，而羅馬人是一群決心堅毅、意志剛強而且忠誠於鐵一般的法律的民族。可以想像當時的羅馬官員和士兵，除了本身作為統治者的優越地位之外，亦因為自己的演說技巧、軍事學識、良好的希臘教育而自覺比猶太人優秀高等。當羅馬人利用上層社會的階級分野優勢去管治猶太人時，耶穌基督所傳揚的卻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論貧富，不論階層。羅馬人自豪地相信他們所制定的嚴謹法律可以保持其崇高人格，但耶穌基督卻表示所有人都犯了罪，沒有人在上帝面前是清白的，惟有上帝的憐憫才可以使人得赦免。
如果站在管治者的立場，當時信徒所宣揚的基督教義的確令人頭痛，因為動搖了他們的階級權威和法制的神聖地位，即使這情形並不是耶穌和門徒的本意。然而基督教教義中的仁慈、公平、博愛等，顯然觸及到被統治者的需要。當猶太人愈是歡迎和追求福音，跟統治者的隙縫就愈來愈深了。
當掌權者大概以為耶穌基督被定罪釘死，可以冷卻一下宣揚基督教義的熾熱氣氛。怎料事與願違，耶穌基督復活的奇蹟激發了門徒將福音遍傳至整個羅馬，甚至將羅馬人視為比絞刑架更嚴厲和羞恥的十字架，化作為跟羅馬價值觀格格不入的宗教標誌。
所以當保羅作第三次佈道旅行，即寫作羅馬書的時期，羅馬政權與基督徒的關係已經十分緊張。從羅馬書十三章6節可見當時的基督徒甚至不向政府納稅的情況。同時有說羅馬皇帝一向接受人民視他為神明，向他遍佈全國的雕塑燒香敬奉。然而信仰獨一真神上帝的基督徒當然不會依從，因此令羅馬政權對基督徒的不滿加劇。
更甚的是，當時的基督徒普遍認為主再來的時候很快就要到臨，一方面他們會更加警醒地實行高道德水平的信仰生活，另一方面就更加無畏懼地激烈抵抗他們認為羅馬政權對他們施加的壓迫，並視之為對信仰而作的犧牲。
「順服」在邁向復和時
或許從歷史的宏觀角度和聖經的記載，都反映當時的羅馬政權不斷針對和欺壓基督徒。然而將目光放於保羅的三次佈道旅程期間，其時大部分時間為第四任皇帝克勞狄當政（在位時期公元四十一年至五十四年）的時期。歷史記載這位皇帝個性謙遜溫和，而且致力消除前朝卡利古拉倒行逆施所造成各階層人民敵視皇帝的政令。克勞狄甚至在公元四十一年向全體亞歷山大城的居民發了一道公開信，呼籲希臘裔與猶太裔居民重修關係，試圖採用恩威並行的手法化解雙方的意識型態差別而引起的流血衝突。事實上，現代學者與史學界對克勞狄的評價亦相當正面。
即使當保羅書寫羅馬書的時候，相信為主後五十六至五十七年間，正值羅馬帝國最後一任皇帝尼祿當政（在位時期公元五十四年至六十八年）。雖然一般記載尼祿是一位暴君，然而尼祿執政之初仍然維持前朝的穩定發展政策，此時羅馬仍保持繁榮安定。由此可見，相信當時的羅馬政府是一個尊重法制的政權，或許她十分專制而且制度未臻完善，但是她亦有與猶太人改善關係的溫和改革傾向。
保羅作為一位當時具代表性的信徒領袖，他明白信徒的對抗行為反映他們對信仰的認真和執著。同時作為具有羅馬公民身分的猶太人，並且接受過嚴格的律法教育，他理解羅馬人的價值觀和對重視嚴謹法制的文化。或許保羅真的接收到上帝的直接啟示，要他指引信徒接受政府的權柄是出於上帝，我們只有順服不能反抗，然而這論調只是其中一個可能性。如果從現實的角度分析，當時基督徒和羅馬政權的緊張關係，並非由於其中一方違反法律或者干犯了罪行，而是出於雙方文化和價值觀的分歧。如果基督徒繼續反抗羅馬政府甚至發動更激進行為，不單會造成無辜的人命傷亡，亦無助修補雙方的關係，更會阻礙基督教的傳播。最重要的是，與羅馬人對抗並不符合基督教教義之中與人為善、謙卑服侍和愛人如己等核心價值。因此，保羅藉著書信去舒緩信徒的對抗情緒，勸導他們要順服當時具正統性的合法政權，亦相當合理。
「請用道理來說服我」
「所以要判斷於現世怎樣應用這段經文，甚至是否適用於今天香港的政治環境，必須要將當時社會背景和作者寫作動機等因素一併考慮。」在咖啡店內，我跟年輕人討論我的分析，「並不能單單從文字表面就得出『要順服政府，否則就違背上帝話語』、『信徒當尊重長官，因為他們是神的用人』和『所謂民主政治有時與暴民政治是一線之差』的結論。」
年輕人滿不在乎的呷了口咖啡︰「你的論點其實我之前查經已經查考過了。」
「既然你都已經知道，為甚麼仍要跟我討論？」我有點為之氣結。
「我希望有人會用道理來說服我。」年輕人悠然的放下咖啡杯，「總不成每當意見不合，就說我可能影響秩序就不讓我入教會內崇拜嘛！」
（分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