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香港的牧者在面對補選課題時，有人引用羅十三1-7的經文，而引發出基督徒很大的爭論議題。因此，有人提出必須以耶穌的名言：「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太廿二21），來平衡保羅的政治觀；也有人引用徒四19及五29，強調「順從神而不順從人，是應當的」；甚至有人興起「五區查經」，要反映信徒對這段經文的理解。可惜，羅馬的基督徒沒有這些名言可以用來平衡保羅的吩咐，因爲當時路加還沒有寫使徒行傳，而馬太所記錄的耶穌名言，除非有使徒到羅馬宣道時講過這個故事，不然，他們也是沒有聽過這個名言。
事實上，保羅寫了羅馬書，幾年之後（在公元六十四年），羅馬尼祿王，爲了徵地擴建自己的行宮，而暗地裡縱火焚燒了羅馬城的一些民宿，引起羅馬人的憤慨，就嫁禍於當時的基督徒，稱他們是「無神論者」（因爲沒有敬拜任何神明的偶像），而捕殺了不少猶太人基督徒。傳説彼得和保羅都在這個事件中被冤枉害死。想象一下：當保羅被砍頭的時候（因爲他是羅馬公民，所以不宜釘十字架或被火焚燒；彼得就沒有這樣的待遇），他是否會後悔自己幾年前，還在羅十三1-7鼓勵羅馬的基督徒順服羅馬政權呢？
如果保羅在羅十三1-7所說的，乃是指羅馬政權，那麽他的冤死，就是對這段經文最大的諷刺！因爲行惡的沒有被處罰，行善的反而當災了。可能的反應有二：一、這段經文，並非神的啓示，而是保羅對羅馬政權存有太樂觀和太天真的政治觀。他自己已經受這樣的觀點所害，今天這個觀點還在荼害基督徒！（這不可怪保羅，因爲他沒有想到，也沒有這樣的計劃，把他寫給羅馬基督徒的信，變成寫給全世界基督徒的信）二、這段經文是神的啓示，保羅的遭遇不是原則上和信念上的問題，而是當權者的個人問題。（那麽，今日的基督徒仍然要保持保羅這種「樂觀和天真」的信念和態度，也同樣一次又一次地「死」在當權者的個人問題上？）
本文嘗試透過歷史的社會處境，來解讀保羅在這段經文的意思。希望對香港的牧者和信徒有一些的啓發和幫助。首先，在羅十三1-2乃是論及原則性的權柄問題。保羅並沒有明言指向羅馬政權，那是閲讀者的假設。單單以這兩節來建立政治觀，是斷章取義的。到底保羅所指的「有權柄的」是誰？這是第一個問題。而第二個問題，就是應當「順服」他們甚麼？他們要我們否認耶穌，也要順服嗎？要我們敬拜羅馬皇帝的偶像，也要順服嗎？如果他們要我們死，或要我們繼續窮到死，我們也要順服嗎？對這兩節經文的解釋，是需要繼續聼保羅以下的一段話。
羅十三3-5又提出「作官」的。他們是誰？哦，原來他們有配劍的。那麽，當時羅馬基督徒聆聽負責人宣讀保羅的信時，就明白保羅乃是指羅馬的軍官。但爲何保羅稱羅馬的軍官為「神的用人」？這是第三個問題。軍兵所要對付的乃是「作惡的」。他們是誰呢？這是第四的問題。一般上羅馬軍隊不負責城市中小偷一類的小事，而是對付政變的叛民、海盜和山賊等等。
接下來，在羅十三6-7，就讓我們明白保羅以上講這麽多「權威論」，所要處理的主要問題。原來「順服」的重點乃是要信徒「納糧、上稅」。而這些羅馬軍兵乃是特別管理這些事情的。這就解決了第二個問題了。第五個問題，就是「納甚麼糧」？「上甚麼稅」？我們就從這最根本的重點，即第五個問題，慢慢往上解決到第一個問題。
我們一直以爲猶太人一定要向羅馬政權納稅。這是針對住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而言，每年需繳一個銀錢（denarius），等於一天的工資。對於住在羅馬的猶太人呢？第一批猶太人大量湧進羅馬城，乃是在公元前六十三年，羅馬將軍龐培擄掠了很多的猶太人到羅馬城顯給羅馬人觀看，然後把他們賣為奴隸。但，之後在羅馬城流行釋放奴隸（爲了經濟和社會名聲的因素，在此不述），造成很多奴隸成爲自由人。而當中很多都同時獲得羅馬的公民權，可以繼續在羅馬城生活，也同時繼續為前主子效勞。這種釋放奴隸的盛行，令到羅馬王奧古斯都需要在公元四年下令，限制每年有限定的數目，以及准許三十歲以上的奴隸才可被釋放。
擁有羅馬公民權的猶太人和外邦人，是不需要向羅馬繳年稅的。反而，羅馬的政權爲了討好市民的支持（在政治選舉的政策下），而經常派糧食給羅馬公民。猶太羅馬公民受到特別的款待，就是官方會把他們在安息日沒有來領的糧食儲留，到第二天雙份派給他們。但是，不論是住在巴勒斯坦，或是散居在其他地方的猶太人，按照希律王的規定，都需要納稅給耶路撒冷，就是每年兩個銀錢的「聖殿稅」（比羅馬帝國收多一倍。希律王重建聖殿的工程從公元前十六年開始，到公元六十四年才完畢）以及繳上每次豐收或收入的十分之一。因此，保羅所要吩咐的很可能不是羅馬基督徒對羅馬政權的順服問題，而是對耶路撒冷的希律王朝和耶路撒冷聖殿大祭司所代表的權柄。在當時，聖殿的意義對於基督徒和猶太教信徒一樣，是非常重要和含有神聖代表性的建築物，對於聖殿的經濟支持，乃是責無旁貸的。（如果可以證明大部分羅馬的基督徒都不是公民，而要向羅馬政權繳稅，那麽保羅乃是提出：作爲「非公民」，應當如何順服當地的權柄，而不是教導「公民」如何順服自己的政府。即便如此，在羅馬繳稅並不需要動用軍兵，和對付「行惡者」，軍兵也無法被描述為神的用人。若羅馬基督徒不是羅馬公民，又特別跑到羅馬城去生活，當然，就不會想在太歲頭上動土的啦。保羅的吩咐真是多此一舉了！）
第三和第四個問題，就是「神的用人」和「行惡者」。原來，希律王開始收稅時，是透過散居各地的猶太人會堂的負責人，去收取年稅，然後派人送到耶路撒冷。可是，在巴勒斯坦的貧窮人太多，田地被賣的人不在少數。其中大部分成了當地的山賊和海盜，經常向這些帶着款項的人下手。因此，希律王就要求羅馬的軍兵給予這方面的協助。從此以後，散居各地猶太人的聖殿稅，都是交託給羅馬的軍兵來護送的。這些為耶路撒冷聖殿護送聖殿稅的軍官，在保羅的觀點來説，乃是神的「用人」和「差役」，「常常特管這事」。猶太人會堂也必須負責供應這些軍兵在旅程中的糧食費用。他們要對付的人，就是在護送稅金的旅途中所遇到的海盜和搶竊的山賊，這些人乃是「行惡的人」（即使猶太人對這些海盜和山賊的社會遭遇，帶有同情的態度，但卻不等於要認同他們所做的是正義的事）。
因此，回到第一個問題，到底保羅說基督徒所要順服的當權者是誰呢？應該不是指羅馬政權，而是管理猶太人宗教事務的權柄，就是指希律王和大祭司的權柄和安排（當時的猶太人乃是政教合一的）。
從這個歷史社會處境的解讀，促使我們引用這段經文的時候，不宜將自己的政治觀讀進這段經文中；也要避免太多的猜測和亂解。讓我們回到想象的情景：保羅在被砍頭前的那一刻，會否後悔自己寫了羅十三1-7？我想他不會。因爲所發生在羅馬的事件和他所講論的，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到底如何去應用這段經文在香港的政治處境中呢？那不是本文的目的，而是香港各別牧者和信徒們的責任。
（作者是一位馬來西亞的資深牧師。現於中國神學研究院修讀哲學博士，是主修新約的博士研究生。）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0.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