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年前，台灣著名作家張曉風曾到香港中文大學演講。今年的三月十四日，她再次應邀到中大，擔任崇基基督教文化節的講者，與近八十位師生分享「從閱讀到寫作」。
張曉風笑說，她生於幸運的年頭，沒有經歷大規模的戰爭，「圖書館和學校沒有被燒光，讀書人也沒有死光」，她的文章才得以保留，讓人認識她。她說自古以來，文人都會有感而發地把詩提到牆上，那是古代的大字報，頗像今日的部落格（blog），若然牆被打破了，也就沒有詩了。她慶幸今天的文章能靠圖書館和出版社得以保留。
我的作品被撕掉
她自小身材高大，還未上幼稚園已被編進小學二年級。「第一次作文，老師給我們的題目只有一個字：信。那時我還未知道讀書是甚麼回事，自己還沒有收過或寫過信。」結果她在家裡找到一封來自舅舅的救命信，那時內戰激烈，他從軍時被擄了，整個家都很震撼。「但我不懂用語言表達，寫得很混亂，老師看了以後就撕掉了。」張曉風表情無奈地重複說道：「我的作品被撕掉了……」
張曉風形容第一次寫文章是悲慘的。但到了三年級的某天，老師在黑板上寫錯了一個字，她跟老師提出了正確的寫法。老師在課堂總結時說，「多謝小朋友告訴我，我以後不會再寫錯這個字了！」張曉風興奮地想：「一個字的正確原來是那麼重要的。」從此，她就愛上了文字。
「七歲時聽了一首叫〈小白菜〉的歌，你們聽過嗎？」她即席哼了幾句：「歌詞說小孩的娘親早死，被後母所生的弟弟欺負，我就很同情，哭了出來。為了一首歌而哭，成了家人的笑話。但我從小就很易對語言和別人的處境感同身受。成年以後，我對文字和幻想就更有興趣。」
後來，她到了台灣讀書，由於來自外省，中文能力比班中同學稍好一點，受到了老師的重視──那時的老師都在日文教育下長大，因此沒有好的國語老師，同學因此也學不好。那時張曉風僅有的娛樂就是看故事書，經常與同學交換。「我看了《一千零一夜》後，就幻想要航海，找海盜。」
達成三個志願
到了中學，她認識了幾位愛好文學的朋友，其中一位特別愛看書和寫作。「她生日的時候，我花台幣十元買了徐志摩的詩集給她。那時候對我來說很貴，有點不甘心，很想留下。最後，我把詩詞抄下來，書都進到我的腦裡去了。」以後，她把每一個在書中看到喜歡的字都抄錄下來。高中畢業，她要填寫選大學的志願表，第一選了當老師，第二選了中文系，把台大的醫學院排到最後。「老師笑我不應這樣排，因為醫學院是最厲害的，把它排到最後根本不會被派到。但我覺得既然是填志願，我最不想讀醫學，當然排到最後啊！」結果，她被派到第二志願：中文系，然而，她畢業後卻到了醫學院當老師，她笑說：「我第一、第二和最後的志願都同時達成了！」
張曉風從小在城市長大，沒有機會接觸鄉下人的語言，讀中文系時刻意看一些民間語言的書。「香港有句話是『牙齒當金洗』，我就是從書上學的。」她又曾跟丈夫回到湖南老家，一個年長的鄉下女人出來迎接他們，興奮地用鄉下話呼喊：「我們曾經都是國內一同吃飯的人！」那種民間語言表達出來的感情非常強烈，張曉風坦言大家應虛心學習。」
小心使用文字
張曉風於台灣大學唸書時，曾在Standford Centre向外國人教授華文課。「我覺得很累，因為他們甚麼都不懂。但我慢慢發現對中國學生也有點累，他們好像也是很多也不懂。但雖然累，這種工作真的要趕快做，不然，他們就真的甚麼都不懂了。」
「我曾經寫一些跟愛情有關的文章，大概三百字，寫了兩篇。有一個人覺得很好，說一定會大賣，要幫我出書。我很感謝他，他給我很好的條件。但過了一天，我拒絕了他，因我不再想寫這一類受歡迎的愛情題材，這些都有商品的意味，但我想做的是更有意義的事情。我們要有原則，既然掌握了文字的力量，便要小心用，要想想對別人有甚麼意義。」
基督教信仰亦影響了張曉風的寫作態度：「我會比較認真。我不會為錢或者權勢去寫東西。信仰給我勇氣，讓我不怕得罪人。有些人說我寫的東西太難，怕學生不明白。那麼，我們就應該讓學生去學個明白啊！」她認為寫作是上帝給她的責任：「每個人都在服事別人，比如有些人每天早上賣豆漿，我則是以文字服事人。」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每日快拍，2010.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