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基學院校牧室主辦「第四屆崇基基督教文化節」，其中一項活動是與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及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合辦「信仰與自由」公開演講，請來何光滬教授及資深新聞工作者程翔主講，於三月六日在望覺堂進行，近四十人參與。
八福與東歐革命
程翔曾因「間諜罪」被判坐牢，失去三年多的自由。他堅決表示基督徒需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來實踐信仰，維護人的自由。他藉前東德城市萊比錫解釋登山寶訓與柏林圍牆倒塌之間的關係：那裡是馬丁路德就〈九十五條〉作神學爭論的地方，幾百年後又對柏林圍牆倒下起著重要作用。「圍牆倒下前，當地的尼古拉斯教堂一連十三個星期一舉行禱告會，每次幾千名群眾聚集。」
程翔指弗萊爾牧師（Rev. Christian Fuhrer）是帶領禱告會的靈魂人物，他曾說過：「聖殿不應與皇位一起，而應與街頭結合。」這句話令程翔非常感動。他指東德是共產鎮壓得非常厲害的國家，唯獨教會讓人有自由的思想和行為。弗萊爾牧師以登山寶訓八福開始帶領禱告會，並參考馬丁路德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形式爭取自由，群眾亦以八福克服恐懼。在圍牆倒下前一個月，群眾層層包圍著教會，坦克則層層包圍著群眾，當時國防部說："We are ready for everything, except candles and prayer." 但統治者面對如此的群眾，根本無法以鎮壓機器下手。這件事傳遍德國，一個月後柏林圍牆便倒下了。程翔指東西德統一背有很多複雜的因素，但也確實是一件以祈禱開始的奇蹟。
程翔分析了教會在該事上扮演的角色，首先是十三場禱告會感染了整個城市，且成為當時的信息中心，並教導群眾行動的原則等。去年柏林圍牆倒下二十週年紀念，程翔前往當地採訪，他特別思想到：「基督教於社會變革中應扮演甚麼角色？」他相信是對公義的追求，以及信、望、愛的力量促成了萊比錫那場非暴力革命，正如阿摩司書5章24節：「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
此外，他亦思考了八福與革命的關係：「八福與公義的關係很深，特別這兩句：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他指羅馬書13章1節是最常被基督徒誤用的經文。「保羅說，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但保羅在其他經文亦指出，掌權者應行公義，行公平，這是政府存在的理由，所以基督徒不應順服不這樣做的掌權者。」他指反對暴政其實是對神順服，並以彌迦書6章8節作結：「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基督徒要超越自我中心
之後，何光滬從思考方法出發，探究信仰與自由的關係。他坦言自己的思考仍未十分清晰，因此希望藉這次交流豐富自己的思考。他先對「自由」作出定義，指自由除了作為人性，與動物有別外，更高層次的自由應是「行動者能按自己心意作出選擇」：「動物受自然法則支配，餓了必吃，發情期遇見異性必須交配，沒有拒絕的自由。人卻可以為了正義、尊嚴而不吃，像八九年學生們絕食。」而道德的前提乃是自由，沒有選擇對錯的自由就沒有道德。「但基督徒有時在信仰的狀態中，有時則不在。信仰強烈、清楚時，對自由的運用就有好的意義，否則便可能濫用。」
何光滬談到人在社會的自由。「社會應保護個人的發展，社會若破壞了這點，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人若沒有自由，就不能發展自己的前途。民主的確不是靈丹妙藥，但所有制度也不會完美，民主起碼可減少錯誤，當今世上毛病最少的制度就是民主。」但何光滬亦強調對自由制度要有高度約束，因為每個人都有犯罪的可能。「美國憲法的目標是從負面出發，避免壞事情發生：不是防止壞政府，而是防止大政府。美國憲法之父James Madison提出，要正視人的醜惡面，如果每個人都是天使，就不用政府了。所以美國政府強調權力分開，互相制衡。中國則相反，認為人之初性本善，人民習慣以官為父母官，自古以來於天子面前毫無自由，馬克思便形容這個東方獨裁國家，人人都是奴才。」
最後，他引用馬丁路德的神學指自由是freedom from sin，聖靈會與情慾相爭，若人被聖靈引導，就不會被罪惡控制。「保羅指出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基督徒要超越自我中心，信仰才能出現。」
談愛之外，也談公義
兩位講者講畢，台下的人相繼發言，其中一位老婆婆說：「我懇求在座的人在教會裡不單說上帝是愛，教會也有很大責任說上帝的公義，讓年輕人知道。」亦有人問到，為何那麼多基督徒會投票給建制內不公義的人？程翔慨嘆：「很多教會都好憐憫、存謙卑，但卻很難行公義──因為行公義很多時就是與當權者過不去！」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每日快拍，2010.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