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由校園式的團契週會編排，到大規模的福音電影，以及一般的媒體事工思量，有一個問題是貫穿其中的，就是說：究竟我要討好你？還是要表白我的信仰？主張討好的，不會說是「討好」，而把它說成是敏於尋道者（seeker-sensitive），或回應時代，或道成肉身，一百個美好修辭。而主張表白的，在這一刻，「討好」就變成罪過，看人高於神，或者失去福音使命。
有趣的是，有一種「福音派神經質」，我們在青年團契，以至媒體機構，都會看到。這些福音組織，知道福音要面向世界，所以它到處跟人說，它準備面向世界，針對人的需要，就這樣，它聲稱對任何一個新思維都無任歡迎。只是，偶爾一種神經質會發作，同一個組織會忽然高舉忠誠，這種忠誠有許多不同的表現，例如，「要單單相信上帝的道」，或者，「要單單仰望上帝的供應」，又或者，「只傳福音，不知別的」。這些宣稱，誰也不敢抱異議，就像發動聖戰一樣，要忠於真神，誰敢有微言？
就這樣，我們會看見同一個福音組織，擺來擺去。而它具體會跑一個甚麼狀態出來，就視乎我們究竟認為哪些事工才是十惡不赦，例如「娛樂化」？例如「太遷就年青人」？這些否定的理由，都可以在它准許的事工裡找到。換句話說，有一種「娛樂化」是對上帝不忠，但這一種可以。
這一種忠誠（表白我）與市場（滿足你）的爭論，蔓延在任何一個福音組織的腦神經裡，遍佈每一個組織會議，我們總是在這根本不會得到調解的兩條要求題裡，一直輾轉反側下去。
這不是故事的全部。
還有一個兩極要放進整幅圖畫裡，我們就會看到為甚麼在任何福音的X的討論上（這個X可以是青年營、電影、流行曲或任何的最新發明），總有一種大家都有話說，但又永遠不會有共識的情況。這就是：我成功／我失敗。
我成功、我失敗，看來不該是一件事的兩極，因為我要麼成功，要麼失敗，我是在同一件事究竟興旺還是衰微之間走動。只是，我們都渴求成功，但我們總是失敗，因此，我們又要讓自己安於失敗，於是，我們把成功和失敗投射在上述的兩極上：「成功」，就是打開「市場」，在市場上的卓越，就是福音的勝利！而「失敗」嗎？它不過是我「忠於」主道而承受的，是憑信而行的門徒道路！
於是，我們就在自己的千秋大業，和「孤身走我路」的情操之間永世徘徊。而這項投射，也把市場和忠誠給予新的意義：市場，就是我的異象，我的夢，這是上帝給我的夢。就這樣，市場不再是考慮用家的需要，而是化身成為我從上帝所得的那不容質疑的領受。另一方面，忠誠者，就幾乎注定要失敗，它作為忠誠，正正因為它失敗。就這樣，我夠失敗，才顯為忠誠。
其實，有了這個成功（異夢）與失敗（窄路）的圖層，我們可以清楚看見，究竟我們怎麼會在市場和忠誠之間永遠徘徊，像輪迴一樣。那是因為，我們的際遇總是在成功與失敗之間。而且，我們總是否認我們的成功不過是個人的成功，又否認我們的失敗不過是個人的失敗。那個「詮釋的衝突」，扭曲了整個現象，讓我們永無寧日。
近日就鄭秀文Sammi《Faith信》大碟的研討會，我不在場（其實，我也害怕在場）。從報道可見，整個討論，背後就滲透著這種市場與忠誠的張力。甚麼上帝會用外邦人，那是看著「市場」來說話（同一位牧師說他買了兩隻CD給子女，就正正告訴我們，他在談論商品，談論「市場」），想盡量由信徒制作，那是一種「忠誠」的深層意識訴求（而牧師要甩掉「忠誠」的指摘，就只能靠跳到「市場」那邊，避開「忠誠」的直接指控）。那麼成功和失敗呢？可以說，成功者（不限於Sammi或金培達）並不在場，這裡不存在一個成功人物在談論自己（這種談論，有時在那些甚麼基督徒卓越領袖談自己的講座會出現）。這是一回尷尬的事情。結果，成功只能作為一種幻想（fantasy）被討論。
不斷把鄭秀文的成功，拆件重置在一整個CCM的奮鬥史中，那也是一種幻想，幻想這張大碟接源於這個不斷掙扎的河流，但這項接源是不成功的，因為如果成功，CCM就一早說那是它自己的成功了。為甚麼鄭秀文的成功永遠只是「她的成功」，因為這永遠不能作為CCM的成功來理解，但我們又那麼想這個成功預見CCM的成功，所以，我們又千方百計把它放置在錯置的脈絡裡，談論CCM的未來。情況就像，一個忽然信主的大地產商，一天要把他公司的早會變成佈道會，那永不能有這項成功所據以的名利和權力的人，就在說：「究竟甚麼時候我們才能讓十大地產商都有公司佈道會呢？」這時候，成功夢取代了市場，為甚麼不問，究竟要讓白領信主，我們有甚麼我能應付的途徑？為甚麼一定是公司佈道會？
就這樣，成功夢成為我們一生的追求，完全凌駕了真實的市場，和那個敏於尋道者的無為之胸襟。正如筆者年多前在〈凌駕性原則──童年夢〉一文所說，華人教會就永遠在上一輩未圓的夢裡，永遠不滿足，永遠滯後於當下的需要。這也許是一種不神聖的不滿足。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0.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