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深秋時節,落葉喚醒我們留意歲月的足跡。紀念過五四運動九十週年、六四事件二十週年、建國六十週年之後,大家的注意力轉向山東全運會上。運動喻意人要發揮天賦,不斷自覺地提升,不能滿足於一次奪標。建國六十年,常常聽到人說有了初步成就,還得深化改革。如何深化持續改革,剛好也是五百年前,歐洲的宗教改革家所關注的其中一個問題。作為一個文化大國,中華民族重視自覺性與精神價值。因此,不妨從過去歷史,由本國、亞洲以至於歐美的足跡中,嘗試回望往昔,仰瞻前路。
宗教改革──德先生和賽先生背後的價值
回想百年前,我國由明清兩代的天朝夢中初醒過來,有識之士有感於國人眼光淺窄,嘗試吸收外國知識去重新認識自己的身分。例如,梁啟超先生在一九○一年的《中國史敘論》中提出三重視野:稱上古自黃帝至秦的統一為「中國的中國」,中期由秦迄清代乾隆末謂「亞洲之中國」,近世自乾隆末以至今日乃「世界之中國」。簡言之,中國不是世界的中心或全部,只是其中之一員。經過痛苦歷練,人們似乎開始由過往天下一個家的想法,轉而看到世界的廣大,是一個公共的空間,其中有客觀的生活法則,是不能由傳統三綱五倫道德思想之中推演出來的。 如此,梁氏帶來一個文化更新的自覺,就是承認自身的有限。今天崛起中的大國仍需要這份自覺,免得陷入自我膨脹中。畢竟中國作為有深厚歷史的大國,我們的志氣豈為爭一席位,像要叫世人看看中國人的臉色高不高興嗎?要活出大國的風度,真正需要的是一種新的價值觀,沒有這種價值高度,就難於有視野的闊度,更遑論帶動民族的自覺反省。
到底那種精神價值是甚麼呢?當年五四運動對西方兩大精神支柱:民主和科學的憧憬,似乎停在浪漫、多元、自由等歐洲啟蒙觀念,未觸及民主和科學的核心價值。據筆者了解,這價值形成的觸發點可追溯到十六世紀歐洲的宗教改革。表面看來,當時改革家們提出「回到聖經去」的口號,是叫人尊重上帝,停止欺壓,似乎只是個宗教命題。有趣的是,「回到聖經去」最後竟帶動了北歐、英國和新英格蘭(後來的美國)的文化發展。源頭進一步回溯到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1509-1564)在瑞士日內瓦的改革。加爾文本來不是甚麼大學問家,只是一個來自法國的難民,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人,因堅持信仰基督新教而被迫出走祖國。他的理念吸引人爭相取法:美蘇格蘭的諾克斯(John Knox)來求教於他,以致成立了力抗中古迷信的長老宗教會。加爾文的著作也影響了早期英國聖公會,特別是呼爾克(Richard Hooker)重視和諧中道的神學。 最後,連坐五月花號往美洲開發新英格蘭的清教徒,手中所拿的並非當時的權威──一六一一年《英王欽定本》聖經,而竟是《日內瓦版本》聖經。其實兩本都是不折不扣的聖經,只是後者的翻譯和註釋反映加爾文的精神罷了。到底加爾文提出了甚麼有價值的東西呢?
重視他者
加爾文的神學鉅著《基督教要義》被人奉為神學桂冠,原因他的神學結合靈性修練。《基督教要義》第三冊中提出基督徒生活的四個質素:捨己、背十架、默念來生和善用今生。這四方面共同帶動信徒過一個重視「他者」的生活,所謂「他者」是指對人和對上帝。原來當時十六世紀人文主義高舉個人,導致社會對立分化,與現今無異,所以加爾文首重捨己。捨己是對抗人本然的自我中心、詭詐和怠惰,轉以誠信服事其他人,善用時間了解學問知識。例如,清教徒在新大陸面對種種荒蕪帶來的威脅,他們克服荒蕪,建立秩序,視為對造物主的敬拜。又因為尊重知識,講求信用,後來漸漸吸引世界各方精英移民,共同建設富強。這是美國起家的故事,難怪現在美國奧巴馬為挽救狂嘯,也用先祖的開創精神去鼓勵國民,要重拾曾幾何時失去了的誠敬守信和踏實生活。美國的例子可以帶出兩點:第一,信仰傳統是他們成功的因素,但好景不常,傳統會僵化,變成五四健將魯迅所批判的「吃人禮教」。由美國的失落可知僵化定律是不分東西方的,上帝不會只眷顧西方人。第二,捨己是重要的起點,因為人看見比一己更重要的事物。 甚麼是比一己更重要的事物呢?易中天教授在《美國憲法的誕生和我們的反思》中指出,美國的眾國父在一七八七年制定《聯邦憲法》,有趣的關鍵在於妥協的藝術,而非因甚麼雄才偉略。妥協並非沒有原則,當時富蘭克林帶出重要的信息:既然知道在真理面前,人皆有偏見和私心,以致憲法爭論沒完沒了,倒不如看人民的需要比爭論更重要。
若然真理比一己重要,捨棄自我中心就是一種最大的釋放。以今天為例,當人心靈得到飽足,就能重尋自主快樂,抵禦低俗風氣,不受物慾支配。耶穌基督十字架的苦難帶給人釋放與更新:重新有自主自由,能善用時間和才幹,服事他人;信徒在基督內一生保持不斷反省更新,不只是道德的自我建立,乃靈性的新生。 總之,十字架將捨己、建立知識、尊重他者連繫起來。
尋找新的價值高度
宗教改革的啟發意義不在於打倒一個權威,再立一個權威。重要的是回到真正的權威,方可不斷改革(semper reformanda)。從中國清朝和美國過去幾百年的大歷史可以看到,兩者都有興起和敗落,人類實在沒有甚麼可誇口。聖經指出上帝並非置身歷史之外,祂寧願與智力有限的人在艱苦中奮進,為擔當人的軟弱而捨己,以祂的靈與真道洗淨人。筆者相信,這正是中國人需要的醫治,過去受過的傷害是不能靠成就來醫治的。如開始時說,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價值高度,高於歷史的傷口,帶著祝福,然後受過苦的人才有條件作醫治者(a wounded healer)。否則只會被鬥爭意識牽著鼻子走。中華民族的志氣可以對鬥爭和壓迫說不!如果運動比賽是一則隱喻:對手作為他者是自我提升的助力,彼此在公共空間中建立友誼;那麼,中華民族能否貫徹保衛公共空間?能否尊重他者,追尋比一己更大的關注呢?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大國需具備的「軟實力」,也是每個人一生不斷的追求。
(分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