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呂大樂、陳慎慶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自七十年代起，約每十年便舉行一次諮詢會議，今年以「還跟隨誰呢？」作為主題，特定於十一月十至十二日假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舉行「香港教會使命諮詢會議二○○九」，請來不同背景的講者論述香港當下的狀況和教會可發展的方向。首場，大會邀得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呂大樂博士及浸大宗哲系副教授陳慎慶博士主講「世代變遷下的香港本土處境」，吸引了約五十多人參與。
香港不能再不變
呂大樂以「中年人」的狀態比喻當下的香港社會，指出香港只顧擁抱過去，懷緬昔日的黃金年代，不敢重新檢視自己、認清轉變再重新出發。他說：「香港到了中年需認識自己，若不重新啟動，會為將來帶來後果。」呂大樂口中的「過去」乃指一種固有的「香港模式」，這是倚賴外邊環境和一些社會條件所形成的，香港人卻誤以為自己創造出來。首先，他認為香港人於殖民時期對於很多問題其實很抑壓，特別對於政治認受性的問題。呂大樂憶述當年參與社會運動時，父親便經常提醒他：「你千萬不要忘記，不是英國政府邀請你來香港的，是我們自己逃難來的。」這反映了上一代對於英政府管治香港的態度，對於社會政策的爭議自然不多。再者，當時的快速經濟發展的確為香港帶來了生活改善和滿足感，呂大樂自身便從中得益，出身於屋邨卻能進身大學成為精英。這種快速的經濟增長刺激了高速城市化，減少了社會矛盾。「較年青的人很難想像，以前我們曾經為大力反對遷入現時威爾斯醫院附近的地段，因為當年那裡極之荒蕪，但交通發展很快便解決了這個問題。」但他強調這種高速發展的經濟使大眾以為很多存在的問題已經改變，其實不然。最後，是人口結構的轉變，以往是年青人佔社會的比例較多。
呂大樂認為，條件已經改變，香港不能再依舊不變，重複舊日所用的手段已不可行，但要改變亦不乏困難。他指出，香港特區政府成立時未有仔細思量，在脫離殖民管治以後，經常被挑戰其認受性，是一個弱勢的政府。這個政府的內部結構亦不濟，無論從外面引入董建華掛帥還是以自己人曾蔭權領導公務員隊伍都不奏效，因為公務員特色是行政很強，但不講政策的。「以往英政府同樣不講政策，A.O.習慣避開價值判斷，如對環保、保育等。」因此，香港政府一直奉行盤點式的行政管理，如財政報告最常出現的是退稅這一類很細微的事情，缺乏長遠計劃。他認為，香港要啟動改變除了面對來自特區政府領導習的阻力，社會不敢作出決定亦是另一阻力，故社會常處於猶豫不決的狀態。
香港社會需要願景
香港仍未能重大改變之際，卻面對著一些新的社會現實。呂大樂概括了幾個現象，如機會結構轉型，在大財團壟斷資源的情況下，小商戶起家甚難、政府正面對貧富懸殊、人口老化的問題，必須承擔基本的福利、需平衡城市空間的發展以及民主訴求是必須面對的問題。「香港社會不太正常，例如在中環開書店，應該要十二點才關門，他們的工時那麼長，太早根本沒有客人逛；我最近和別人談論在香港推動足球的政策，他提議推晚上的賽事，很多人七點九才下理，怎能到大球場看八點開始的球賽，難道搭飛機麼？」
呂大樂認為新世代的香港社會需要願景，而不再是以收獲為本的政策管理。他特別提到一種對社群的終極關懷，這是教會可擔當的角色。「我不是信徒，但我於天主教學校長大，對天主教的教育非常感激。我的兒子也是在天主教學校讀書，他看見無論甚麼季節，Father於放學時總會到每架校車點算學生的人數，這使兒子長大後對Father十分尊敬，因為他明白Father關心他們。我以前都覺得Father好奇怪，他似乎沒有甚麼特別事情要做，但很多時候都見到他，比賽他又來支持，平常又可以找他聊天。然後他對我說，每天任何人找他，他都會回應，因為我們叩門，就開門。因此，當我做了大學老師後，廿一年來都是開著房門上班，任何人任何時間都可以找我。」呂大樂笑著說：「其實那些學生真的很麻煩，向我取餅乾、失戀、遲交功課等，但因為我從Father身上學習到堅持。」
應從貧窮人角度思考
陳慎慶嘗試從普世教會運動反思香港教會使命。他提出，普世教會協會參與發展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Churches’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ment）提倡的四項信仰原則，這些原則均指引了基督徒如何於社會實踐神的話語：
一、「神看這一切是好的……」乃是神創造了天地，建立了秩序，並把世界交托人類管理。因此，貧富懸殊是不好的，基督徒便應有自覺和作出回應。
二、「神按著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即每一個人及全人類有與生俱來的價值和自由。「之前發生了警察擊斃了一名少數族裔，因為死者不是本地人，香港社會對此很冷漠。每個人都有自由和價值，包括在港生活的少數族裔。但我看到一件事很感動，協進會早前寫信到立法會要求獨立調查。我們（基督徒）是有責任發聲的！」
三、在基督徒裡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為奴的和自由的，男人或女人……」即神的關懷是關乎全人類的，並且是超越人與人之間建立的各種障礙。「一些牟利團體在得到利益後採關門政策，這便是一種障礙令其他人得不到公正的資源分配，基督徒對此是應該有反應的！」
四、「神所要求你的就是行公義，存謙厚的心與你的神同行」，陳慎慶續說：「基督徒應存有偏見，應從貧窮人的角度思考。當基督徒考慮一個社會的狀態時，不應以多少GDP或富翁作為標準，應從幾多人生活於貧窮線之下出發。」
教會忽略了貧窮成因
陳慎慶指出，其實這個普世教會運動在香港一直存在，當時經常參與社會政策議論的宗教領袖「好勇」，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於八十年代曾經光輝，例如曾經為香港前途問題（基本法的修定）積極發聲。他認為當下教會使命的實踐最主要受到了幾個阻力，首先，教會經常出現一種直線思維：看見貧窮問題，便很有愛心地做扶貧，但忽略了當中的成因。「大陸發生了兒童中鉛毒問題，地方政府立即提供醫療和遷村補救，但不關閉引起問題的工廠；教會就好像這個地方政府，扶貧當然需要，但更需要針對背後的原因應對。」此外，他認為教會也是社會組織，有時把自己的利益放了在前頭。呂大樂提出香港教會應參與社會的關懷，但陳慎慶說，「今年的主題是「還跟從誰呢？」，其實我們真的常常跟了組織的利益，跟了聖經以外的東西。我發現香港有些教會卻利用了社會關懷作槓桿原理去增強社會的影響力，那一些沒有回報的使命誰去實踐呢？」最後，他指出當教會覺得需要與政府保持良好關係的想法時亦會產生一種阻力，「這似乎是一種中國政治政策而非聖經的教訓。當教會為了與政府保持關係便會迴避批評政府的政策與施政或在民主政制改革議題選擇沉默。」
陳慎慶總結，教會的使命乃社會服務與社會行動並行，需重視社會政策評論，而協進會是一個平台讓不同的教會機構一同參與發揮，大家的支持乃是當中能否成功的關鍵。協進會社會公義與民生關注委員會主席郁德芬博士回應時說，現時協進會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人力資源不足，故較多與其他理念相近的團體一起工作。她認為，教會的角色是不能介入公共事務的，應提醒信徒一些原則，但信徒是自由身，可更入世地參與公共事務；協進會這類教會組織同樣有較大的彈性，但現時最需要得到資源支持。
今年的諮詢會議更加入了青年和婦女的聲音，大會為這兩個組別特別加設了會議。周子晴和林會壇便以青年代表的身分於會議上發言，青年議會主要關注了貧窮青年、援交少女和同性戀青年三個弱勢青年群體，以同路人的身份和他們交往，當中得到了不少信仰反省。林會壇即席向現場的牧者發問：「請問有幾多在座領袖對年青人有信心呢？」他認為教會在牧養年青人的過程中往往給予很大的保護，怕他們受影響，但他建議牧者其實可有更大信心，讓他們自己去經歷。「在十月三十日的議會上，發聲的大部分都是青年工作者，沒有一個青年人表達，究竟他們的發聲空間在哪裡呢？」他們期望將來有更多平台讓年青信徒能更積極參與教會事務。另外，祐寧堂主任王美鳳牧師亦聯同幾位婦女代表宣讀出「行動綱領」，期望教會能積極面對女性於教會遇到的問題如性騷擾等，更關注性別公義和促進性別平等。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每日快拍，2009.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