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李耀全博士、黃麗彰、朱耀明牧師（主持）
柴灣浸信會輔導中心已於九月廿五日在柴灣浸信會，舉辦「華人夫婦饒恕與復和的歷程」研究報告暨《破鏡重圓》新書發佈會講座，由中心前主任黃麗彰主講「華人夫婦饒恕與復和的歷程」，中大崇基學院教牧事工部副主任李耀全博士作嘉賓講員，以「從中國文化及宗教角度看饒恕與復和」為主題分享，約二百人出席。
李耀全指出，中國文化較少寬恕的道理，也沒有系統的建構，而儒家的恕也是有限度的；佛教則有「無明」和「欲」的觀念，指出倘若被人觸怒，大概是因前世造的孽，因此不會考慮到饒恕的問題。他指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圍繞耶穌的救贖，舊約強調神對人的赦免有三個重要的圖像：「東離西有多遠，祂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詩一○三12）、神把我們的「罪扔在背後」（賽卅八17）、神「必將我們的一切罪投於深海」（彌七19）；到了新約，有多處提到人與人之間寬恕的問題，例如︰「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太六12）、七十個七次（太十八21-22）、耶穌在十字架上的說話（路廿三34）、登山寶訓（太五44）等。
李耀全比較基督宗教與佛教對於「悔改」與「寬恕」的觀念時說，佛教有「拜懺」的觀念，向佛坦個承認自己的錯，並下決心不再作惡；而基督教則有「和好」觀念，首先是人與上帝和好，然後是人與人和好，最後是與自己和好。
最後，他提到Everett Worthington的REACH模式：
一、首先是「回顧傷害」（Recall the hurt），即幫助受害者回顧自己受的傷害；
二、其次是對傷害者（伺犯者）產生同理心（Empathize with the one committed the hurt）；
三、賜於寬恕利他的禮物（offer the Altruistic gift of forgiveness）；
四、對寬恕作出委身（make a Commitment to forgive）；
五、對寬恕持之以恆（Hold onto forgiveness）。
黃麗彰首先回顧西方婚姻輔導的發展，指出一九三○年代開始出現幫助夫婦解決衝突的渠道；同時期亦有人以心理分析去作輔導，視婚姻問題源於自我發展未夠成熟、兩人形成一個互相牽動的個體（interlocking neuroses），但她指出，這時期的婚姻輔導以個人為中心，忽略以關係作為醫治的場所。到了二次大戰，著重科技思維，亦著重溝通技巧，相信夫婦只要有效溝通，關係就會好，不過黃麗彰指出這種方法「畫公仔畫出腸」的問題，欠缺了中國人「心照不渲」的藝術。六十年代家庭治療興起，開始從家庭結構與互動著手處理婚姻問題；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後現代思潮出現，打破以問題為主導的論述重新建構夫婦彼此的身分，「後現代思潮最大的貢獻，就是鼓勵夫婦不再用問題的語言把對方定性，而是著重重構彼此的身分。」到了近年，趨勢是百花齊放，並且有整合的傾向，何如情緒取向治療，結合原形治療法、系統理論、甚至後現代的影子；另外，亦流行實證基礎及各式各樣的另類治療出現。
黃麗彰又談到婚姻輔導使用「饒恕」觀念的發展情況，大約在一九八五年出現一個分水嶺，「在整個婚姻輔導界別裡，有一段很長時間，研究的焦點放在衝突的處理；到了八○年代中，饒恕、委身、犧牲等傳統概念『咸魚翻生』，而饒恕更被認為是維持久關係的重要因素。」
饒恕的定義不一而足，黃麗彰說但大致可分三個共同元素，包括情緒（放下仇恨和憤怒、衍生憐恤和愛）、思想（對加害者改觀）、行為（增加接觸加害者的動機、減少遠離加害者、甚或報復的動機），「只有情緒和思想的改變並不足夠，行為的改變也很重要，因為很多時受害者只是忘記了加害者或很久沒有接觸，但再次面對對方，仍然很難受；因此，若沒有接觸對方的動機，就很難稱得上是真正饒恕。」
黃麗彰又提到西方文獻中饒恕理論的五種有代表性的模式，包括Enright、Worthington, Jr、DiBlasio、Goedin & Baucom、EFT（Greenberg）；也有提到饒恕所引申的問題，包括不恰當的饒恕（扭曲了公義的饒恕是不恰當的）、妥協的饒恕和不成熟的饒恕（抑壓了應該有的憤怒，可能會造成抑鬱）。至於在華人社會的處境中，黃麗彰提醒輔導者要注意幾點：一、饒恕的一方是否有過分的道德優越感，缺乏自我反省；二、夫婦同時會是加害者和受害者，角色會轉換；三、夫婦對於傷害事件的評價不同，以致難以分辨誰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角色；四、西方的饒恕理論要求明確表達悔意，但華人夫婦往往要顧及面子問題，考慮給予對方下台階。
另外，黃麗彰在講座中分享她訪問六對修復關係的華人夫婦的報告，探索他們成功饒恕與復和的竅門和過程；有關報告詳情可參黃麗彰著的《破鏡重圓》（匯美社）。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每日快拍，2009.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