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五年十二月，當我們從電視熒光幕目睹上千的南韓農民，在香港的灣仔會展至金鐘，三步一跪叩來表達他們因「全球化」而面對「本地農產品和農民生活困苦的壓力」的訴求時，我們或許感到攝人的不安；但震撼過後，大部分的香港人，未至於感同身受。
當大部分股民熱切期待恆指重上三萬點，但雷曼兄弟在二○○八年九月宣佈破產，雷曼迷債和金融衍生工具把不少中產或以上的港人推入恐懼中。至此，港人才真的感受到「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威力和令人深感無助。
二○○九年三月在千里外的墨西哥發現了H1N1新流感，港府採取抵壘政策，但預告隨著流動人口的往來，新流感始終登陸。事實確是如此：全球已無地域界限！
其實「全球化」不是新的課題，在過去的十數年間，隨著資訊科技發達，金融的流通，運輸發展，而帶來的製造工廠的遷移、工種的轉移，我們也親身經歷。
製造業陸續北移，香港在八十年代中開始出現就業錯配；從九十年代至今，失業率一直高企。多年來在富裕的香港仍有一百二十萬人生活在貧窮邊緣；四十萬工人月入低於六千元；貧富懸殊堅尼系數5.3，為全亞洲首位。我們看到貧富懸殊，看到貧窮的持續，甚至跨代，我們關心。但對造成貧窮，加深貧窮的源頭：全球化，我們往往缺乏掌握，以致運籌維艱。
一直在支持加速加深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在我簡單來說就是「取得最大利潤：以最少的投資，在最短的時間內，賺取最大的盈利回報。」無論是國家、政府、個人、都深信「取得最大利潤」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指標，是爭取或者保存「話事霸權」的最有力武器。結果人的價值被貶低, 只淪為生產和消費工具。
在我印象中全球化的推動者，無論是真心的還是謊言，也曾宣揚全球化可為全世界帶來整體的利益，提升人類的福祉，包括可以增加購買力，就業機會，改善人的生活。
我們對「全球化」當然有所憧憬，期望當某些國家、企業「取得最大的利潤」後，在地球上的每個地方的每個人，包括我們，都能得到點餘蔭，得到點好處。結果是，「全球化雖然有其帶來的好處，然而它的確使貧富兩極化，即使在較受惠的富裕國家和地區中，貧富嚴重不均的情況相當普遍。利益集中嚴重，甚至出現跨代貧窮」（《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對全球化的意見》，二○○五）。大量資金的流動，人和企業的貪婪，在受人吹捧的財技掩飾下所造成的經濟動盪，金融海嘯，連自保退休生活的中產人士也被吞噬了。
全球化不單只是經濟領域，它對政治、社會、文化、家庭、地球生態等方面同樣有巨大的影響。身處因全球化而帶來鉅大衝擊中，教會可以做甚麼？在面向全球化時，教會須要認識和發現全球化進程中不同面貌，與信徒、社會一起反思當今的所謂主流意識形態，提升醒覺，尋求一個全球景（Global Vision）和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適值基督教協進會舉辦「香港教會使命諮詢會議二○○九」之際，讓我們再次反省，共同承擔。
（時代與使命──使命諮詢會議二○○九專文系列之二。有關會議報名詳情，可參http://www.hkc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