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表明，我並不是梅窩的居民。另外我曾經任職紀律部隊，所以接觸過濫用藥物人士。
原來正生書院早於二○○七年一月就已經申請遷校到南約區中學，得到的政府回覆是「原則上支持，但遭地區人士反對」。根據離島區議會主席林偉強表示，期間政府沒有諮詢他們。事隔兩年多，可能政府想乘著「學校抗毒」的強烈社會意願，讓正生書院可以順利著陸梅窩，怎料卻遭到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彈。
先是H1N1流感，跟住就是六四，正生書院事件差不多要到六四之後的六月上旬才可以在傳媒討論空間中浮面。面對六月中的區議會諮詢，或許時間相當緊迫，政府一方面要爭取市民和輿論支持，同時又希望減少反對聲音，所以惟有「是非分明」地表明立場；正如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呼籲梅窩居民要「平心靜氣」、「要包容」的言論，然而潛台詞即是：「你們不平心靜氣，不包容是不對的」。終於連最後可以討論的時機也被政府「和諧」掉了。
反對的理據之中，當然有一些可以被推翻。例如「受訓同學的濫藥朋友會來梅窩探望他們，影響當地形象和治安，甚至引至毒品流入。」、「受訓同學可能會在當地鬧事，騷擾附近居民。」因為上述的論述，並沒有在長洲，即是現在書院所在地毗鄰的地方發生。事實上我亦相信大多的梅窩居民正如大部分香港人，都是理性和有愛心的。然而一個賴以旅遊業為生的小鎮，梅窩居民憂慮外來遊客可能對書院抱持誤解，因而減低到當地旅遊的意欲，又是否不能理解呢？又或者因為其他人士對書院的錯誤理解，導致當地的樓價受到影響，居民這種憂慮又是否不能被接納呢？如果我們將目光轉移一下，是否外來遊客和考慮在當地置業的人士對正生書院的「包容度」，才是梅窩居民更大的顧慮呢？
我一直都奇怪，一間基督教背景的教育訓練機構所引起的社會爭議，政府的發言單位是保安局局長，而不是處理教育事務的部門。另一方面，正生書院面對反對聲音時的同時，幾乎沒有其他的社會福利機構為其發聲。政府部門的分工安排我無從評論，大概因為正生書院主要肩負戒毒工作，而保安局對其工作會更為熟悉。而其他社會福利機構不作表態可能因為不同的原因，現階段亦沒有足夠資料以推斷。
不過我認為本著基督教關愛的精神，基督教人士在實際層面可以向正生書院提供協助。假如最終遷校不果，可否於財政上協助正生書院於現校址修葺維修，例如加建課室和鞏固學校附近的危險斜坡。或者甚至可以借出教會或學校一些多餘或空置地方，供正生書院短期使用，令書院有時間和空間去另覓合適辦校的地方。另一方面，正生書院亦為受訓學員提供職業訓練，例如物流搬運和影音服務。基督教人士當然可以根據他們提供的服務質素去考慮是否選用，從而協助提升他們的競爭力，以令受訓學生更加容易重入社會。
法國哲學大師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在其著作《瘋癲與文明》中，探討了十五世紀歐洲「愚人船」的思想。當時的人視瘋癲為一種遠離文明的行徑，是不能被接受的。於是設立了「愚人船」，沿河道收集瘋狂的人。而船就不斷沿河道行駛。因為當時的人認為河道是相對中性的地區，瘋人在船上就可以被隔離，「文明」社會就不會被影響。我同意某些訓練場所應該跟人煙稠密的地方有一定距離，但目的不是隔離，而是讓受訓者可以更專心受訓。因此，梅窩的鄉議局南約區中學是否最恰當的地方供正生書院使用，應該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而我接觸過的濫用藥物人士，都有其沉淪毒海的原因，和他們溝通過就明白他們也不過是需要其他人協助，才能重過正常生活的人。所以我看不到任何原因要將正生書院的學生推上「愚人船」。
（作者為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文學碩士畢業生）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9.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