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現韓星自殺潮，引起我對生命價值的反思。在又一城買了一本《叔本華論文集》，其中〈論自殺〉一短文提及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言：「自殺在他個人來說並沒有甚麼不對，但對國家來說則是不正當的。」這令我記起讀大學時杜斯托也夫斯基（Dostoevsky）的一句話，大致是：「要是世界沒有神，你做任何事也是被允許的。」那時的我覺得信主最大的安慰是神能予人價值，有一使命要實踐。這個價值的賦予是終極的，不是相對的。要是沒有神，人作惡、自殺也不需要向人交代。試想想，若一個人生來沒人愛，甚至連自己也厭惡自己。他的生存又有何意義呢？試問若在世作惡能令自己加添快樂，而死後又沒有審判的話，行惡又有何不可？故康德(Kant)言：要是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放諸四海皆準的道德律，那麼必須有一個設立絕對標準的神。不然為何要行道德？為何還要保有這輕不著地，甚至不值一錢的生命？
但到後來，我發覺被賦予在世的意義並不是基督教的教義核心。因為意義是外在的東西，我們不是為一意義而作信徒，我們是「因信稱義」的。人是有限的，每每發現自己承擔不起「或此或彼」的抉擇所帶來的沉重。人的命限感常出現於時不予我，人生的荒涼感，道德兩難……像依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的悲劇。如果僕人殺了依底帕斯，如果依底帕斯沒有離開他的養父母，如果……所有是命運的安排，但當中每一個抉擇所帶來的後果也是擔不起的沉重。人所作的每個抉擇，其結果怎樣，也不能重來。這份沉重正觸發我們要謙卑自己、放下自由意志，作信心一躍而至宗教階段，正如亞伯拉罕這信心之父奉獻自己的兒子。獻上兒子正是亞伯拉罕對神的信心之躍。沒有人向他保證這一躍會令他得著甚麼，卻會失去老來子。但既然是神的命令，他選擇的只有信與不信。要信，獻上兒子；不信，要承擔往後要走的路。若然神沒有為亞伯拉罕準備山羊羔獻予神，全心依靠神的亞伯拉罕也必會獻上兒子，雖然那兒子是他的命根兒。我常認為這一躍，正是「因信稱義」的信心表顯。要知道恩典是不廉價的。溫情，並不是它的賣點。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8.1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