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最低工資」立法，擾攘多年，只聞樓梯響，仍未有定案。從近年香港經濟復甦，政府開始考慮接受勞工界提意設立最低工資，說時遲那時快，還來不及「拍扳」，一場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如今，立法不易，共識「最低」就更難，猶如雪上加霜……（編按：行政長官曾蔭權於十月十五日宣讀《施政報告》時表示，將於今個立法年度為最低工資立法。）
追源溯本，禍根源於「董建華年代」，金融風暴後，經濟逆轉，政府帶頭將公務員轉為合約制。自此，各界紛紛效法，許多行業都由長工轉為合約制、月薪變為日薪、日薪變為時薪，以為待經濟好轉，人工自然回升，但開了這個缺口，已是一條不歸路。
香港在這二十多年來，經過一個經濟轉型的過程。一方面工廠北移，另一邊廂，發展金融及專業服務，剩下來的一群低學歷、低技術的工人，沒有議價能力之餘，還要面對供過於求的客觀因素下，「最低工資」變成「低處未算低」。有人認為為最低工資立法會加劇失業，此言差矣，若相關的行業共同遵守法例，而有關部門又加強執法、在公平法則下杜絕了「暗盤低資」的勞工、自然收到平衡作用。
當然在企業而言，成本愈低愈好，在工人而言，薪金就愈高愈好，但如何平衡？我想：設立最低工資不是大貪，而是想保障一個人努力的工作，能得到合理的薪酬，而何謂「合理」？我們嘗試計算，一個工人，時薪二十元（這已算是較高的時薪，有些甚至低至十五、六元），每天工作九小時，每月工作二十六天，出糧時共收四千六百八十元正，以今天的生活指數，維持基本生活也足襟見肘，若高官仍不明白這道理，他們只須各人拿著這「辛金」來生活一個月，實行一次貧窮版的考察團，來體驗一個工人的尊嚴何價？或許這容易一點知道市民所想是甚麼？市民所急又是甚麼？
綜援是一個社會福利，用以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但又確實在政府監管不足下，養了一班以各種手法來騙取綜援的貪圖安逸的人。反觀，每一個願意腳踏實地去以勞力來換取薪金的工友們，卻被一些無良商家剝削到「低處未算低」、還可以再低，他們只想自食其力，為何政府這麼忍心，不扶他們一把？昔日波阿斯吩咐僕人：「她（路得）就是在捆中拾取麥穗，也可以容她，不可羞辱她；並要從捆裡抽出些來，留在地下任她拾取，不可叱嚇她。」（得二15下-16），這就是神的教導，若有能力便要幫助那些貧苦的人。
隨著全球一體化，剝削低下層的福利就變得合理化，一個企業的成本，除了工人薪金還有很多項目，但由於沒有法例監管工資，故此公司要節流就必然向工人開刀，他們就是首當其衝的一群。政府一直以不干預自由市場為原則而推卸責任，試想，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豈不是要維護社會公義，扶持弱勢社群為己任？按資料顯示，現時約有一百一十九萬人是生活在貧窮線之下，約佔全港六分之一人口，若這是一個在發展中的國家是很容易理解，但如今，是在一個號稱國際都會，亞洲四小龍之一，亦是國際金融中心的昋港，實屬悲哀，也是政府責無旁貸，終身致力改善的課題。
回到根本，並不是要爭取「低到有幾高」，而是為此立法的精神，是監管無良企業，不再肆意壓價，使到低學歷、低技術的工人，不單「有汗出、有糧出」，而且能維持基本的生活。
香港近年的家庭慘劇持續上升，天水圍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當然，並不是每個個案都是與低收入連結，但試想：當一個家庭連基本生活也無法解決，精神與情緒就會容易失控，人際關係或家庭關係也受到極大影響，自殺或家庭暴力爆發，一個又一個的悲劇，政府還不是要投放更多的資源去處理這些社會問題嗎？
政府常強調「共建和諧社會」，那麼還看她是一個不敢於反抗商界，抑或是急市民所急？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箴十九17）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8.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