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個很大的轉變。過去中國教育制度是屬於精英制，即以往能夠接受中學教育的，只佔全國人口比例相當少的部分，他們都是國家的精英。到了八十年代經濟開放，同時也帶動了教育的開放，包括當經濟提升之後，中學數目也大幅度增加，同時引起了大學改革。二○○○年之後，大學在增加收生的數量及教研的科目，已有翻了幾翻的轉變。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 過去凡大學畢業的，都由國家安排分配工作、甚至婚姻等事情，現在他們畢業後卻進入一個自由市場。所以，現在中國知識分子嚴格來說，已經不單是傳統所說「搞思想」的知識分子，同時包括各行各業的職業專才。二十一世紀資訊及網絡知識的爆炸，愈來越愈少人自認為全面的知識分子，有些戲稱今日的大學生是「知道分子」，即是能知道一些謀生的技能，已經很不錯了。
二千年與過去不同，就是過去大學的政治教育相當嚴格，因為「讀書是為黨服務」。 九十年代到二千年之後，經濟發展作主導。政治教育已經淡化，一切由自由經濟社會決定。所以，現在當我們講論到中國知識分子時，若我們以大學為分界線，人數是相當之多。大學生實際上是充斥於勞動市場，他們要自力更生。這群人有大學程度、又有專業訓練，他們被稱為小資產階級。他們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小資產家庭」，學識便成為他們謀生的能力。所以，這種以商業導向的知識分子，遠遠比「搞思維」作國家建設的知識分子強勢得多。這種以知識來換取財富的狀態非常普遍。有知識就等於可以賺錢，買小樓房、結婚、生兒育女、佈置家居，這便是小資產階級的主流思想。知識分子的文化承擔、民族承擔及政治承擔相應減少。由於資爆炸，知識分子難免成為資訊人，他們戲稱自己為「知道分子」，能夠知道新科技知道、謀生技能已經很不錯了。
按照中國城市的人口分佈，中國十三億人口，在城市中佔五億。五億城市人口中，有二億屬於這種小資產階級人士。他們有有合理的收入，一般收入於一萬至一萬五千左右。他們有穩定的生活，有能力以優質教育栽培下一代， 他們實際上佔了中國城市的主要人口。他們講求品味思維，喜歡西方電影、音樂、喜愛閱讀，在忙碌中追求優閒生活，這正是西方城市化或世俗化現象，有點像西方的優皮士生活。
另一類少數有理想、搞思維建設國家的知識分子，多數集中於大學作研究，他們希望成為政府智囊，但這群人仍屬少數。為甚麼他們屬少數呢？因為他們是「叫好不叫座」的一群，他們的經濟活動能力較低。今日的「經濟活動能力」就在乎你的知識是否能換來金錢，如果要出賣思維，在今日中國已經不是易事。過去，社會主義主導，國家需要一群精英去搞思維，這群人必須認同共產黨的政治。隨著大學擴充，這些精英已是供過於求。這群作研究、教學的學人，除了在大學教學外，他們多以出版為主，所以中國的出版事業近年非常薘勃。 國內能出版各種類型的書籍，有賴他們貢獻知識成為出版的題材。一系列、一系列的出版於國內是非常普遍的，把知識變成商品來出售，攪活了出版市場，但商業味道非常重。一些欠缺商業價值的作品，出版社不會問津，除非作者自資出版，以致很多學者因為經濟原因他們的研究被埋沒。
另一群不容忽視的就是：由海外學成歸來的知識分子。回歸的學人也是數以萬計，留學回國的人超過香港每年畢業的大學生。他們的科目主要集中於高科技，文化經濟科也有，各行各業也有，包括電影、時裝、文學、音樂等，將中國的文化生活全面提升。他們回歸後，進入各行各業，於行業中注入西方思維，鼓吹營造國際城市的思想。 他們期望中國朝向國際，經常提出在各方面與國際接軌，以致最終中國能走進國際世界。 留學生於科研上，國家給予很多優惠。於上海、北京都設有科技園，這些留學生有些在國外有一定成就，並且擁有外國護照。中國政府也特別禮待這群留學生，他們被稱為「海歸派」。他們身分特殊：他們是被中國公司聘請的「外國僱員」，享受著外國員工優厚的薪酬， 於國內又能享受高尚生活。例如在上海，便有不少這些「海歸派」的知識分子，居住於名戶豪宅區。
（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教會點滴三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