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餬口,在美國大學的哲學博士課程最後這幾年要做兩份兼職。兩份都是校外進修部的,先是批改邏輯課,後來再做監考員。批改功課時沒有甚麼感受,因沒有面對面見到學生的形容,邏輯功課也不會反映出學生的甚麼思想,對我來說,一直只是很機械化的操作。唯一感受到社會百態的,是學生來自不同界別,包括軍人。有時我看著手上學生功課紙上的地址,便會想,這同學會否有一天不再寄功課來,因為已經撒手塵寰,而在遠方的我,卻只會在校方網頁上發現他無法準時完成,以後可close file?
到了做監考員,才親眼看到這些遙距學習的學生們。他們有不同年紀,有些從衣著可看出是做生意的,或許是請了半天假來考試,完成一個課程,取一個學位。他們大概年輕時沒有機會讀大學,或發現要進修來提高工作競爭力。有教倫理學的朋友說,在大學教書遇到這類學生是挺好的,因為他們求知慾強,又深知每一課時都是要用血汗錢買的,而他們在生活和工作上亦面對著大量倫理問題,故此他們十分認真。
相比平日在大學校園正規課程裡面對的那二十出頭的少男少女,態度可謂天淵之別。大學教授永恆的苦惱是如何令課堂變得有趣、如何在學生埋怨功課多的時候長袖善舞地既不得失學生又可保持一定課程質素、如何在學生抄功課時搖身一變做福爾摩斯搜尋證據和面對那可媲美法庭的嚴格上訴過程、如何面對被學生寫得很差的課程評核報告……說這是「永恆的苦惱」實在短視,因為這些求學態度只是當代的病徵。大學制度源自歐洲中世紀,那時修院裡年輕修士向大有學問的修士學習和問道,課程主要是神學、哲學(兩者當時很難分開的)和醫學。幾百年來,大學教育並不普及,就如陶傑曾說過,今人很難習染英式的大學風采(尤指哲學),因為那時那裡有很多不吃人間煙火的貴族,沒有顧慮地熟讀經書,終日跟人辯論,弄一些象牙塔的思想。
教育普及本是好事,但卻又免不了商業化,要服侍社會各項工商業發展。這發展的最自然結局就是今天普遍所見到的,學生以顧客心態來到校園,擲下一些金錢,向大學換取學位,即日後工作利益。與其他教授閒談時聽過有人說,有些學生以為他們給了錢,願意拖著懶洋洋的軀體來呆坐一小時,教授就應保證他們考試合格,不管他們有沒有思考過甚麼。(可惜哲學課不是這回事的。)對這些商業化的學生來說,哲學科或別的人文學科,只是選修要求的necessary evil,那些教授識趣的就應該把課程弄得十分顯淺,令他們輕易過關,不要阻著他們發展事業。如此,同學們對複雜和深邃的人文思想興趣不大,甚至覺得那只是「吹水」科目,不須用腦的。我們教這些科目的,自然頭痛非常,因為這樣是學不到甚麼的,但又不可以弄到半班人不及格,令學系承受壓力。漸漸地,哲學科的考試也不用寫論文,弄些資料性的選擇題和填充題便算。最大問題是,他們甚麼都沒有學過,沒有思考過,也沒有辯論過,這與哲學課的原意恰恰相反!
說回校外進修的同學們,他們也有些是年輕的。很年少和說話斯斯文文的,猶如未經風雨的小花,應該是由父母home-school出來。這是美國教育制度的特色,原因大概有二,一是父母學問太高,不想孩子浪費青春,二是父母出於宗教理由,不想子女被公立學校「教壞」。另外有些年紀跟其他校園裡的大學生差不多的,他們大概覺得校園的傳統上課方式浪費時間,不如自己讀更快捷,學到更多東西,又或者是城中半工讀的青年。看著他們敏捷地埋頭作答,我在想,他們應該會是頗認真的學生,但原來這類學生卻不會用傳統方式全日制地進入大學生活。無疑,他們可以很有效率地學習到課程內容,很快地畢業,但缺乏了大學裡的課堂互動和辯論,是否好事?Home-school的同學只是在父母的教導下吸收知識,會否過於狹窄?他們可曾面對過不同思潮的洗禮,做一個獨立思考的人?如此就拿一個學位走進人生另一階段,會否失落了甚麼?
這可解釋美國社會的多元和宗教圈子的特色。那裡的人可以終生不認識另一群體或另一文化。即使擁有大學學位,也一樣可以很狹隘。(若讀者中曾有海外留學的經驗,不妨撫心自問,當年的社交圈子是否主要只是華人團契?)而我更關心的,是社會漸失落人文精神,人們愈來愈甘願接受簡單的思想──包括簡化的宗教口號──和敵視略為複雜的思想,因此亦不相信也沒經驗進行理性對話,面對不同立場時人們能想到的,只是陰謀論和政治權力鬥爭(不是指 Clinton v Obama那類,而是指文化戰爭)。那通俗但錯誤的「一切都是相對的」相對主義版本,多少是在這些生活經驗裡孕育出來的,由始至終,其實都是「我無興趣跟您談」的藉口而已,犯不著弄甚麼嚴肅的反駁。
教內高人多會語重心長地說,教會講求真理和道德,當然重視人文。這也不然。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在這幾十年於世界各地急速增長的福音派,可能只是因為它也很愛搞群眾喜歡的東西,不講甚麼思想和文化(請參考歷史學者Mark Noll 的著作),迎合到各地社會大趨勢而已。誠然,就連護教學也從來未成為福音派普遍重視的東西,更遑論其他學問或思辯。美國福音派喉舌週刊《今日基督教》選出去年重要書籍,其中一本名為Faith in the Halls of Power,作者親身訪問三百位在美國社會舉足輕重、而信仰是福音派的人士。這些威伯福斯式的人才,日後自必然又有人藉他們大造文章來吹噓福音派。只不過,且慢,該書作者卻察覺到這些人中有四分一不想和不屑被稱作福音派,甚至與教會關係疏離。作者唯有分類說,普及文化裡的福音派是民粹式福音派,與這些都會式福音派人才相對。
不妨略為想遠一點。眾教會領袖可有想過,要培養社會知識分子或有深厚人文精神的基督徒人才,要付出多少代價?內部要先改變多少來配合?最簡單的,若有人義無反顧地一頭栽進去走這條路,教會可曾對他們作出半點實質支持和賞識?抑或反倒最終逼使他們不屑為伍?《今日基督教》近日刊登了一篇文章,說福音派的「祖師」薛華原來到晚年已得不到跟隨者的支持,因為他開了門鼓勵信徒關心社會和思潮,但自己卻不是經常願意走進去(http://s-h-c.org/forum/showthread.php?t=4044)。講,永遠都是天下無敵的。
無目的地寫,也就無目的地結束。若這些文字在讀者心裡引起一點迴響,就當是一場造化。
(寄自美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