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人私照事件隨著陳冠希之道歉聲明後，逐漸從廣大市民的生活中淡出。事件之所以（稍為）平息，原因有三：
第一是照片的廣泛流傳因為陳冠希宣稱自己為照片版權持有人而快速停止，可見香港政府在強力的版權意識教育下所收到的效果，竟令網絡共享互通的方便門的開關也能左右。大家生怕侵權被起訴，而忘了早前網民們上街批判警方選擇性執法時，其所指向的除了是那句「管有照片也犯法」的挑撥性說話外，核心問題仍是針對這種發生在網絡世界中的分享權責灰色地帶之解釋與運作。
第二，陳冠希作為拍照人及相中的男主角，也是事件的關鍵人物。在相片流傳的初期，他已是大家關注的中心。由傳媒至藝人，差不多同一口徑要求他出來解釋事件。而一眾相中女性，大家「關心」的是這事對她們的婚姻和星途的影響。陳冠希之解釋及道歉，某程度成為這件事件的目的地。既然目的地已到，大家也是時候把眼球轉移至別的事上。而媒體中的創作人（記者們）也繼續苦著找新的話題抄作。
第三是相片的流傳已到達一個飽和點，要流傳給朋友的已透過各種共享的平台分享了，要看的人也應看過，沒興趣沒時間心力看的人，也不會感到有甚麼損失。當青年男女都有好幾張「閃卡」傍身的時候，再也沒有任何進一步的發放及分享問題，好奇八卦已過，除非有新相再度上載，否則便沒有資源供談論。
其實，藝人私照事件發展至今，值得討論的可能不是教育的內容，而是教育本身；不是性道德的衛生問題，而是性本身；不是新舊兩代的問題，而是要深究整個社會面對因網絡虛擬真實發展至今的種種現象。
自農曆新年假期快將結束時，社會傳媒教育界已提出，在開課之時，首要任務便是儘快跟學生討論藝人私照事件（他們早已以「不雅」、「裸照」這相對於「淫照」、「慾照」沒有那麼落骨的說法給事件定性）。如此高調子的訴求，必然是帶著一種極重的意識教育在內，所指的是要教育學生們認識照片的非道德性、傳媒報導手法的不當失真及傳閱相片會造成損害他人等等。從這一籃子標準罐裝教育目標與內容出發，我們換來的必然是從電視電台中聽到中學生們對課堂討論完畢後的標準反應：表示對事件有更多認識，發現此行為會損害別人。
在我們沒有能力不上學校，並被要求參與通識教育之際，為教育作一點反省我想倒是需要的，照片事件我想恰好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一次機會。就這次事件我們要問的，是社會對教育的理解是否過份狹窄，認為大部分教育的責任仍落在家長教師學校裡？雖然我們已將互動、學生為本常掛在口邊，但我們也心知肚明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要為此作鬆綁，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難，因為我們只要接受一個事實便是了，那就是學生有其思想，有其主見，他們也在運用著其思想與權利。以照片事件為例，學生們已在農曆假期間紛紛跟家人好友各抒己見，他們其實在進行著一次全民性自發的性教育。家長教師們不要以為我們可以改變他們，將我們所謂「不雅」的性生活取態從他們的腦中刪除。其實朋輩間對性的幻想及吹噓不一定會導致性濫交普遍化，他們說著討論著的至行動，中間有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在制約著的！況且難得的，家長們也多興致勃勃地在家中跟子女一起睇相片談性經。如此的校外教育著實是從生活出發，歸回教育之本。
教育不是依杖教案教學目標等課程需要而落實，更多時候它是由尋常生活中去發現事物，並與之產生關係。這豈不是社會及家長們常常批評教育所帶來的問題時所關心的嗎？我們大概忘記了現今教育制度那「度身訂造」所造成的惡果給帶給我們的痛苦了。當我們要求就藝人私照事件提出一種校方要進行道德教育的要求時，我們可能還要問，為甚麼要如是教導？推行如此的道德教育是否真的令社會和諧美好一些？沒有性的世界，或將性不問因由地視為禁忌而立即抽起的教育，會否帶來更多性障礙及對性這人生需要的貶抑？現在有人提出教授正確的性知識，那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是再一次抽空地從醫學和公共衛生角度看？還是應考慮各類文化因素如何生成今天對性的理解與局限？在整件照片事件中，第一樣給掏空和抹黑的不是陳冠希，也不是相中的一眾女性，而是性本身。我們不難看到，我們把它抽走以後，仍借它生產出種種諸如性教育、道德教育及批判的東西；如此，應要正視的東西我們因禁忌而忽略了。性，在香港這個地方，我們從近年的《東週刊》事件、《中大學生報》事件、要求聖經送檢事件，至今次的藝人私照事件，屢屢錯過去追問及討論我們要一種怎樣的性教育這問題。
除了性的議題外，就藝人私照事件所觸發的，還有一種新舊兩代轉變與不合的觀點。這種觀點看似不證自明，但其實把事情置於簡單二分的關係中，實在構成了一種錯誤的對立，結果是把子女跟家長對立起來，把利用電腦互聯網科技的視作掌握世界的秩序，而把依靠出版文字作認知媒界的人看為老套落後。沒錯，資訊科技發達所帶來認知事物的習慣確實跟過去有所不同，但以懂得使用資訊科技為前進為好這種價值判斷，在這次照片事件中已透露其限制，因為在操作使用科技時的倫理問題，威脅的不單是現有的社會價值，還震動到使用科技者族群本身（如何真的這族群？！）。在這樣流行的二元對立關係中，我們要問的是，誰是對立中的受害者？誰又是倡導並得益的人？科技發明與使用本身已嵌入了相當的價值在其中，把科技視作中性，然後帶出能使用與否作為矛盾所在，一方面扭曲了事情，二方面把原有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不同價值排拒。誰敢說不懂操作電腦的家長們就沒有跟年青子女溝通的渠道？誰人使風險和困難加諸於社會意識之中，而造就出「電車男」只能在網絡內找到自我身份與安全感？（這是英國坎特伯雷大立教威廉斯近日所說的觀點）生命從來就不是決定於懂得使用互聯網與否，把科技提昇到一個足以將人分化與對立的層次，只會進一步把人性壓縮為一個個鍵盤操作員。提昇操作員為新人類的言論，毋視的是日常生活傳統智慧的價值。
還看今天的社會，在走資訊科技的大道上，已有不少低收入低技術的工種被逼關門大吉，當中的工人隨著社會意識的轉變，個人的身份價值也面對危機，「沒用了」成為他們對生存境況的描述。如此的社會分化，罪魁禍首大概便是我們毫不思量地對社會必要走狹義「知識型」經濟方向不可的全單照收。今天價值的旁落，不是性道德的敗壞，而是我們滿腔熱誠去維護性道德時所忽視的社會公義。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2008.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