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改革委員會最近提交《出任陪審員的準則》諮詢文件，其中建議目前某幾類獲豁免出任陪審員的人士不獲豁免，卻可改為在個別情況下申請免任陪審員。筆者認為文件有關新的豁免建議，涉及醫生與神職人員兩大專業，值得商榷。
回望歷史，專業（profession）此字原指向「信仰的公開宣告，並隨之而有的順服。」早期的專業人士，只有神職人員（牧師、神父等）、律師與醫生等。其後因應社會的演變，不同行業的員工走在一起，組成「公會」團體，自訂規則，爭取其專業地位的認受性。經過若干年後，差不多所有行業之從業員皆稱作「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於是專業已失卻了原本的嚴謹要求，反而只偏重於該行業的特殊知識與技能。從歷史發展看，公認的「專業人士」（律師、醫生、牧師） 在社會受敬重，不僅因著其特殊知識與技能，更因為這些「公職」有其道德的嚴謹要求，且他們各自對社會有其專業貢獻。
對公眾造成不便
諮詢文件建議《陪審團條例》中列明批准豁免某些人士出任陪審員，其一理據是「可能會對公眾造成重大不便」，而醫生及神職人員所作的正是「救急扶危」，遇上突發的疾病與死亡，正須要醫生及神職人員在場提供適切的服務。筆者不否定多元社會中，不同行業有其社會責任，而出任陪審員也是公民責任之一，但醫生與牧師本身對社會的最大責任，就是回到其首要的職責。現今醫生與牧師一般工時甚長，隨時因應急需而要履行職責；倘若社會需要醫生牧師作陪審員，只會令服務需求者得不著所需的專業服務，造成不便。
與牧職信念不符
就神職人員而言，另一有力理據是「出任陪審員與該人的原則或信念不符」，試看基督教內宗派林立，有些基於信仰理解，拒服兵役或出任公職，也不少修道院的神職人員看其召命是祈禱默觀，奉獻一生專志於事奉上主，如今政府要求出任陪審員明顯有違這些神職人員的召命。如牧師的信念是不殺害生命，反對死刑 （本港於一九九三年修訂法例，以終身監禁作為最高的刑罰，正式廢除死刑。）現今要求牧師扮演可判決犯人生死事宜，牧師因其個人信念或良心不安，拒絕出任。
牧者的道德價值
文件又提出「該人從事涉及司法的工作，因此可能會有偏見或令人覺得他可能會有偏見」，試問在刑事案件中，就陪審團人選的確定，由於控辯雙方的代表律師可以反對某些人士出任陪審員，很大可能不會挑選神職人員為陪審員，不是因為牧師本身對事物存在偏見，只因對生命尊嚴的立場，凡案件涉及墮胎、安樂死、性倫理等，神職人員的信仰立場就被大眾視為某程度的成見。神職人員重視關懷弱小、款待外人及新移民，在任何訴訟上有可能選擇維護弱勢者的權益，即或這些意見與主流相違。神職人員對真理與公義，自有其執著，拒絕妥協，現把這些公義倡導者放在陪審團內，只會使陪審團意見更不一致。牧師個人或宗派的倫理立場，更可能影響其他陪審員（特別是信徒）的判斷，使人認為有不公平的裁決。
造成牧養的困難
最後，文件認為可獲豁免的理據是「該人出任陪審員可能會對他造成過度困難或極度不便」。英、美、加、澳等國就神職人員是否豁免擔任陪審員，已有不少的討論，可供參考。澳州新南威爾斯於二○○七年就陪審團檢討文件《117 (2007) - 陪審員挑選》，經討論後認為神職人員仍然獲得豁免，乃基於牧職有些時候要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適切的關顧，而這些是在保密與敏感的空間下進行。牧者甚至要為案件的受害者及家人親友、涉嫌加害者及家人親友，提供適切牧養關顧，一旦牧者出任陪審員，帶來身分與角色的衝突。堂會牧者與教徒之間的牧養關係，講求信任，遇上突發事故，不是隨便找另一位牧者就可替代的。
結語
法律改革委員認為可獲豁免的四項理據，正是筆者認為神職人員不宜出任陪審員或立法會議員的合理解說；歷代智慧與普通常識告訴我們，把神職人員與醫生放在豁免出任陪審員的類別。倘要因應個別情況而作出免任，也是費時費事，多此一舉。筆者強烈反對法律改革委員會就《出任陪審員的準則》諮詢文件，就不同專業一刀切的做法，不豁免醫生與神職人員，只會適得其反，加增司法部門行政方面的負荷。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