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賜給人三種品質：真誠、睿智、良知，但人卻為了自己的利益，賦予自己一種特質：黨性。於是人世間有了為自己或自己所屬的不同種類的群體的權、名、利、慾而黨同伐異，甚至不斷在流血鬥爭！
很明顯，這四種特質是不可能並存的。一個人如果真誠、睿智和本於良知行事為人，他就不可能有黨性。甚麼是黨性？就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絕對服從性。所以真誠也必須建基於良知與睿智的基礎上，否則絕對的真（忠）誠再加上絕對的黨性，就極可能會對人類世界造成極大的災難！
「十年文革，一場浩劫」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文革已作出的定性。十年文革，多少知識分子為了明哲保身，怯於強權，膽小怕事，黨性大於人性，做成了長達十年，二千萬人頭落地，一億人受到傷害的中國歷史上的大悲劇。
巴金在他最後八年在世的日子（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六），以年老體衰，顫抖的手，寫下了五本《隨想錄》，其中反反覆覆要說的，就是一句話：「說真話」。作為他過去在文革年代，說了無數假話，甚至助紂為虐，參與惡行，而深自懺悔的出於真誠良知的表白和呼籲！
巴金在《再論說真話》一文裡寫道：「那時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謊言中過日子，聽假話，說假話，起初把假話當做真理，後來逐漸認出了虛假；起初?了『改造』自己，後來?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話當真話說，後來假話當假話說。十年中間我逐漸看清楚十座閻王殿的圖像，一切都是虛假！『迷魂湯』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腦子清醒，我回頭看背後的路，還能夠分辨這些年我是怎樣走過來的。我踏在腳下的是那?多的謊言，用鮮花裝飾的謊言！
「哪怕是給鋪上千萬朵鮮花，謊言也不會變成真理。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我?它卻花費了很長的時間，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巴金重讀自己當年批判胡風的文章，然後在《隨想錄》最後一篇文章《懷念胡風》，巴金這樣說：「我好像挨了當頭一棒，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審判官，究竟對甚麼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五十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鬥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現（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噁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後人原諒我。」
巴金的良知促使他向歷史、人民、後代的子孫做了一個真誠的道德的懺悔！
良知是甚麼？是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應有的那份「身無半畝，心憂天下」的自期自許；是那份尋認真理時細嚼黃連不皺眉的堅忍不拔；是那份橫眉冷對，力排眾議的自我肯定；是那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文化使命感；是那份承先啟後，綿延創造，向子孫交待的歷史意識；是那份為了自己的信仰不顧生命安危捨身取義的道德承擔！
睿智是甚麼？是那份對真理的情投意合，心同理同的興奮滿足；是那份陰霾盡去，疑惑盡除的澄明喜悅；是那份穿透表象，洞察入微，洞燭先機的慧黠靈巧；是夢與夢的相逢對話；是心靈與心靈的莫逆相契；是生活的一切情愁煩惱，到了一燈獨明，一卷在手時，那種忘懷一切，與自己良知照面正對的自知自重。是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是歷代先知本著神的真理，譴責君王與百性的不公義的精神。正是非，通天地，明大道，是為睿智之體。知人論世，褒貶功罪，判別忠奸，是為睿智之用。睿智守住天地之心，如明鏡照明心靈自性，如明燈照亮人生漫漫長夜。
若埋沒良知，蒙蔽睿智，無明盲動，妄作非為，勢必覆轍重蹈，遺害人己，又豈是「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的曠達，可以償付得了的歷史懲罰與教訓！
人類已為自己的愚昧罪過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晨心清醒的君子能不心頭耿耿而拚命真誠守住良知與睿智乎？！
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除了面對當世的法律法庭，還得面對歷史、良知、上帝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