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海華在二○○六年四月十六日《時代論壇》的「在這片土地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一則傳奇〉。這篇文章使筆者進一步探討，在〈中國基督教的《紅樓夢》〉一文中那個新的創作構思（此文刊於二○○五年三月十三日的「讀書樂」）。這個創作構思牽涉的層面，不止是〈一則傳奇〉所言，只是個人艱辛的尋索，並且提昇至更高的層面，與東西方寓言文學相關。深一點來看，更與中國基督教文學在中國文學的獨特貢獻相關。
數年前神給筆者的「領受」和「看見」，仍不是很清晰的；現在已較為清晰，且與黎海華在文章中引用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對神話的結論「所有故事都來自一個故事：人類曾經住在樂園；我們被逐出樂園；我們努力想重回樂園」這種尋索相關。在神的漫長引導，以及自己漫長的思考和寫作，近期已能分辨這些「領受」和「看見」。這些「領受」和「看見」，就是對當代基督徒作家在寫作技巧上，有宏觀視野的審視和建構，然後在各種創作本質上，有全面而穩固的深思和確立。在前者而言，〈中國基督教的《紅樓夢》〉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論；當中提及一個新的創作構思，直接地說，是一個一而二又二而一的文學世界。這個新的創作構思，與上述的尋索相關，而且與中國文學和西方文學的寓言，更有看似不可貫通的分別。為甚麼？這要從西方寓言文學的「尋索主題」（quest motif）說起。
在西方寓言文學的實踐，尤其是中世紀的《神曲》（The Divine Comedy）、《仙后》（The Faerie Queen）和《玫瑰傳奇》（Roman de la Rose）三本文學巨著，它們產生的「尋索主題」，與黎海華所引用的，大致相同：「人的墮落的結果使人痛苦地認識到這個世界的短暫和過渡性質；人間生存的惟一目的就是使人時刻準備去恢復那失去的伊甸園。」（引自〔美〕裔錦聲：《〈紅樓夢〉：愛的寓言》，北京大學出版社，二零零一年，頁二零八）裔錦聲對東西方寓言文學的綜合分析，實在切中肯綮：「在中國文學作品中不存在上述西方文化中的精神或道德墮落的概念，同時也不存在為之做準備和恢復失去的伊甸園的熱望。」（同上，頁二零九）她在另一處的分析，更加深刻：「……中國文化中不存在『原罪之說』和『人的墮落』（the fall of man），因此也就不存在失去的天堂，也就沒有回歸（returning）的渴望（longing），因此，一切焦點都聚於等級森嚴的現世。」（同上，頁一八三）
進一步的分析，浦安迪（Andrew H. Plaks）和裔錦聲的說法，更有意思。浦安迪認為：「按中國思想觀，所有的真實都存在於同一個平面（按西方的思想『平面』包含的內容大於兩維），寓言不是一條直線上分離的兩個階段。」裔錦聲跟著解釋：「這句話的意思即是中國寓言的另一含意是在一個三百六十度的水平上或者一個『圓』內（如大觀圓中）去尋找，而不在一個垂直的直線上去尋找。中國的寓言就其本質而言是在同一平面上互補的，夢和現實、情與色，像所有其他的兩極成對概念，如動和靜、悲和歡、貴和賤一樣彼此不能獨立作為一個單獨的概念而是通過互補結合起來的一個同一概念。」（同上，頁二一三）
裔錦聲分析夢作為西方寓言的結構，與上述所言相關，而中國基督教文學在中國文學的獨特貢獻，可以由此呈現出來。她有如下的分析：「在《紅樓夢》中，夢使塵世（大觀圓）和天國（太虛幻境）相輔相成，合二為一；夢連結兩個世界，主角通過夢認識夢和現實存在的統一性（totality）。正如寶玉的歸宿，根據《紅樓夢》的多種命題（其中一個為《石頭記》）可被推斷為最終是從一無才補天的頑石到刻有不朽文字（《紅樓夢》）的巨石，作者肯定的是不朽的藝術創作，而不是對另一天國的回歸。」（同上，頁一七一）我認為曹雪芹可能沒有寫出不朽藝術創作的意圖，但是他的確沒有另一天國的回歸。可是，天國完全是另一個與現實層面全無關係的歸宿？我認為兩者有一種實存的關係。正如我在〈中國基督教的《紅樓夢》〉的闡釋：「我認為是一個一而二又二而一的世界。一個人從決志相信耶穌開始，他的生命可以不斷更新；身體會日漸衰老，但內在的生命可以一天新似一天！並且他以天國為最終的歸宿，所以他存在的現實世界是一而二的。從另一方面來看，天國不是等到死後才會臨到，而是從信主的一刻便開展，又從個人至群體，最後更達到普世性的情況；最終，當然是天國的臨到！故此，這個現實世界又是二而一的世界。其中當然包括生命和現實的種種掙扎和變化。」因此，基督教文學在中國文學的獨特貢獻，在於展現一個一而二又二而一的文學世界，在其中表達出兩者的互動。這不是「一條直線上分離的兩個階段」與「一個三百六十度的水平上或者一個『圓』內」，這樣截然不同的分別，乃是在互相顯現和互相滲透的情況下行進。
從以上所論，再看裔錦聲那本著作最後的結論，我們可以有另一種轉化。「《紅樓夢》的寓言在愛的概念和夢的結構功能上與上述西方文學巨著都不同，這證明《紅樓夢》以及中國文學作品中的寓言要在同一平面的『廣度視覺』（breadth of vision）中去尋找；而上帝之愛與原罪之說這一西方寓言的重要元素則決定了西方寓言的實質是在宗教或道德觀念上從低級移向高級，從不完美到完美，從墮落到拯救。」筆者承認東西方的寓言文學有本質上的分別，然而兩者可以有另一種形式的融合；由此轉化，成為中國基督教寓言文學的獨特形式。這就是本文開始時所說，基督教文學在中國文學的獨特貢獻。當然，還有其他層面仍需深入討論；本文限於篇幅，不能繼續討論。
綜合而言，黎海華的〈一則傳奇〉，使筆者進一步探討，在〈中國基督教的《紅樓夢》〉一文中那個新的創作構思，牽涉的層面提昇至中國基督教文學在中國文學的獨特貢獻。我們朝這個方向行進和探索，我們到達的「樂園」未必如同黎海華在〈一則傳奇〉最末所言，「與我們生命的主──父、王，抱個滿懷」，然而這種生命的融合，一定更為精彩和深入。筆者十分盼望在當代基督徒作家之中，至少有一位作家蒙神恩典，有足夠的恩賜和能力，寫出這種超越東西方寓言文學的中國基督教文學，對中國文學產生獨特的貢獻！
〔筆者按：這篇文章在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根據在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寫好，十日刊載於《時代論壇》網站，四月十六日第九七二期黎海華「在這片土地上」的「發表意見」內的〈另一則傳奇〉，增刪而成〕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7.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