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集《師奶兵團》以高收視圓滿結束，瘋狂程度雖及不上蓆捲全城的《溏心風暴》，但已經有福音機構乘勢邀請主角鄧萃雯出席「師奶唔易做」分區佈道會。不禁想知道《天水圍12師奶》1裡面那些真實的主角今時今日可有「電視撈飯」的福氣？她們對劇情可會有共鳴？師奶並不遙遠，每個人身邊都最少有一個（我們的母親），師奶的生活真的只是環繞老公、仔女、慳家、八卦，和鬥威？
《天水圍12師奶》在去年「國際消除針對婦女暴力日」出版，引起過社會的迴響，再版又加印，在商業上算是成功的。看過這本書的讀者該不會忘記樂天的雲姐，與丈夫離異之後，靠著八份家務助理的工作，一手帶大四個兒女；精於數口的陸美娟為兒女打拼，並為能夠殺出中環而感到驕傲；受盡丈夫十多年精神虐待的宋麗嬋，結果患上抑鬱症，也深感自己的悲劇禍延兩個兒子；新移民媳婦趙千紅因婆媳問題，同樣患上情緒病；陳金玲的兒子啪丸索K，為了令他改過而大義滅親，自己卻因受盡困擾而失眠兩三年；方玉蘭嫁了香港人，本來在內地生活無憂，來港後反而迫於無奈要申領綜援，最怕受人歧視；陳笑卿與一窮二白兼且中風的丈夫感情很差，最初也想隱瞞自己是綜援戶；不肯投降的張文燕，即使丈夫不濟，仍努力參加再培訓，堅持不拿綜援；原本在內地是小學教師的黃雪珍，丈夫賦閒在家，只靠她工作，無論她再努力，仍無法超脫每下愈況的生活；鄧曉蔓被丈夫騙去聯名戶口的百多萬積蓄，唯有自力更生；邵潔蓮為逃避丈夫的性虐待，搬進天水圍之後，才終於脫離夢魘；李淑明為前夫揹起了巨債，復要承受喪子之痛，對她來說：「堅強，非我所願」。
誰敢說香港沒有人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群師奶畢生為家人而活，從她們不願以真面目示人的背影裡，我們可會看到受難的基督的印記？發生在她們身上的「故事」如何能夠充實我們的神學省思？我們的福音又能否為她們帶來「解放」？
婦女神學是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
女性受壓迫的經歷是婦女神學的起點，也是現今教會必須面對最大的挑戰之一。有女性主義者說，整本聖經幾乎都是男人在述說關於男人和他的上帝（一個男性位格的神？）的故事，即使劇情中偶有女性角色，但仍然是男人在說男人和他的女人的故事。最近由於《中大學生報》風波引起的集體投訴聖經事件，便暴露了舊約聖經裡面的女性受到性壓迫的「歷史事實」。正統神學堅持神是無男女性別之分的，任何對神的稱謂陳述充其量只是一種比喻，但當婦女神學家建議用中性甚至女性位格來理解神不同的特質時，卻被視為大逆不道。又例如就女性門徒（例如耶穌的母親馬利亞和抹大拉的馬利亞）在早期教會的傳道活動和領導家庭教會所擔當的角色等問題，本地主流教會對平信徒的相關教導便遠遠落後於學術界多年來的研究和論爭。
女性主義者這些詰問並非訴諸所謂「政治正確」，世界著名婦女聖經學者費許妮莎教授（Elis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便反問過：我們能夠想像一個沒有女性參與的早期教會嗎？2然而，何以她們對基督信仰的貢獻卻彷彿完全湮沒在新約正典裡？所以她認為除非有其它的反面證據，否則我們必要先假設女性原來應有的位置在文本裡被邊緣化甚或「編輯掉」了。
費許妮莎運用的懷疑詮釋學（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常被人以方法學的理由否定為先入為主和自圓其說的性別偏見，但其實她的批判釋經學根本並非為尋求實證、客觀、科學的「歷史真相」才進行，而是有鑑於不得不從聖經文本的字裡行間，幾乎「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地嘗試發掘那些兩千年前已成絕響的女性聲音，從而深刻反省同時潛在於我們信仰裡面分別制宰和解放女性（以至一切受逼害的弱者）的不同可能性。
婦女神學是處境神學（contextual theology）
費許妮莎身體力行的「批判女性主義解放神學」（critical feminist theology of liberation）可以提供一些洞見，幫助天水圍這班師奶去共同尋找她們的出路。
第一，雖然十二位師奶背後幾乎每人都有一個「衰老公」，但我們不應把她們的遭遇串連成一篇「死佬列傳」，因為這樣等於把她們的不幸個人化、道德化，不單將女性所受的壓迫化約為兩性之間的敵我矛盾，更加暗地裡重複著男權社會的一個迷思，就是以為嫁個好老公，父慈子孝，就是女人幸福的唯一寄託。
第二，費許妮莎的女性主義解放神學與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最不同之處，就是她堅持女性必須不斷反省自己在這個壓逼她們的制度結構裡面是如何地有份的（implicated），例如夫妻、母子、婆媳間的衝突和困局有時正源於女性對代代相傳的家庭權力分配和性別分工的內化，「家家有本難唸的經」的心態亦令女性甘心做一個自我犧牲的受害者--此亦是費許妮莎大力批評主流基督論裡面標榜耶穌作為順服的受苦僕人（Suffering Servant）的那種意識型態。
第三，每一個女性所受的壓逼既有其獨特性，也有其普遍性，她們個別的處境是多重不平等的權力和財富分配交織而成的歷史產物。「婦女問題」固然不能抽離於場景，但場景本身也不能抽離地被視為單純的「外在」因素。天水圍之所以成為「悲情城市」固然有其政策、結構和規劃的原因，然而一個住在天水圍的單親母親要面對的問題和限制，跟另一個住在九龍市區的單親母親可以很相似，但也可能截然不同，那些所謂「外在」因素其實「內在」於人的存在境況。
婦女神學是身體神學（body theology）
反過來，我們從天水圍師奶的身上學習到福音的內涵。她們即使過著「非人」的生活（也就是解放神學所講的nonpersons），也不甘心被同情，她們亦沒有爭取甚麼社會公義，只求家人生活安定，她們更不稀罕社會的施捨，不需要別人「口袋有餘」的同情。她們令我們看到傳統福利主義論述的貧乏，或者工運社運策略的不足。
猶太哲學家Avishai Margalit3曾經提出過，主流政治哲學裡面對於公義的探索仍停留於針對分配的公義（distributive justice），但除了公義、自由和平等以外，可能有另一個更逼切的社會理想：就是如何讓人與人能和平共處。他說在一個文明的社會（a civilised society）裡，我們可以期望人不會互相踐踏、隨便侮辱別人；但我們更需要追求一個讓人活得有尊嚴的社會（a decent society），就是它的制度不會有系統性地去侮辱人。
難怪福音書裡面的耶穌會被看成一個女性主義者4，除了因為祂的言行教導完全違反當時社會對女性的規範和歧視，更因為祂與血漏的婦人、死而復活的閨女、井邊的撒瑪利亞婦人、行淫時被拿的婦人，尤其是那個用眼淚、頭髮和嘴親耶穌的腳的有罪女人（太九：18f；約四：5f，八：1f；路七：36f）等的身體接觸。祂用自己的身體去回應刻劃在女性身體上的苦難，徹底地挑戰和否定令人與人互相異化的禁忌，將社會虧欠她們的尊嚴償還給她們。奈何到四福音成書的時候，她們又都變回了無名的女子！我們沒有按主耶穌的吩咐記念她（們）（可十四：9）！
婦女神學是盼望神學（theology of hope）
最後，費許妮莎可會有甚麼鼓勵說話給天水圍的師奶呢？繼續不斷克服自我封鎖孤立，勇敢地、堂堂正正地活出她們「師奶」的樣式！因為，「師奶」的這個身份認同令她們站出來，令她們走在一起；在訪問和小組討論的過程裡她們甚至可以勝過自己的心理障礙，向別人透露最羞於啟齒和不光彩的一面。她們以自己的身體來頌讚的，並非是共同承受的苦難，而是以之對抗苦難的盼望；即使這個由男權所創造掌管的世界折磨她們，她們對這個世界也不絕望。當連天水圍的居民也怕被自己人「唱衰」、怕被標籤的時候，這種姊姊妹妹在逆境中的團結（solidarity）尤其難能可貴，此亦正正是婦女神學奮鬥的目標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