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剛過去的受難日有廿四小時的戶外禁食祈禱體驗，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之事。數年前，曾與巳故的李健華牧師與陸漢思牧師等，參與基督徒學會主辦反對全球化的禁食祈禱會；那次沒有通宵，只是一群人圍坐在尖沙咀碼頭附近。另一次，則是在立法會通過「賭波規範化」前夕，通宵祈禱，有三數位一起不住祈禱。
本港信徒對守夜祈禱（vigil，英文從拉丁文 vigilia而來，其義是「警醒」）可能感到陌生。守夜祈禱是教會古老的傳統，天主教及正教皆有此方面實踐。在復活主日前夕，全球各地有教會舉行週六守夜聚會，直至復活崇拜結束為止。這傳統更可追溯至猶太人舉行守夜禮，記念上主領他們出離埃及，也是以色列子民世世代代向耶和華常守的一夜（出十二：42）。基督徒的復活節是新的逾越節，而基督徒的守夜，是因為在這一夜耶穌基督摧毀了死亡的鎖鍊，凱旋地走出了陰間，真正的代罪羔羊為我們成為贖罪祭，祂的寶血保護了我們的平安。難怪奧古斯丁稱復活前夕之守夜為「一切神聖守夜禮之母」。
守夜祈禱採用燭光，因而在非宗教性公眾集會中，又稱為燭光晚會，如一群人為著國民或重要人物的生命安危祈禱。應用在公眾課題方面，如反戰或記念達爾福爾（Darfur），有類似燭光祈禱會。最近，英國通過《性傾向平等法案》（Sexual Orientation Regulations），而一群基督徒在通過法案之前，也舉行守夜祈禱會。
這一趟，筆者有分倡導是次「禁食馬拉松，禱告為貧童」受難日廿四小時扶貧聚會，要以身作則全程參與，也是理所當然的。筆者也不預期有其他教牧或信徒有我這般傻勁，果然在凌晨至八時期間，獨自一人留守在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門外。是夜，筆者視之為個人的靈性操練，不是為著個人或家庭的需要，乃是為著城市與貧童的需要，向神求告。通宵露宿祈禱，肚餓之感覺，也是可忍受的；當然筆者不是分分秒秒在祈禱，偶而有路人上前閒談一會，有些時候思想主日講道內容，間中須要往洗手間。
筆者的禱告神學植根於改革宗傳統，對「每一次我禱告，我搖動神的手」此類祈禱詩歌有所保留，確信神權能的彰顯不在於禱告人數多或少，禱告的氣氛或形式。筆者不是禱告狂迷，堅持要在某日子某地段，採用某種形態祈禱，就能帶來功效。還記得，反賭那次通宵祈禱，有人認為我們把上帝與反賭兩者捆綁在一起，我們彷彿集體搖動神的手，從而搖動議員的投票意向；其實筆者只想向公眾表達的，不是禱告能改變公共政策，乃是基督教團體反賭的決心。此次，筆者同樣抱著不是廿四小時祈禱可改變一切，只想身體力行，表達本港教會對扶貧的承擔。
對比未信人士的社會活動，我們的實際行動與行動的決心還有大段差距。我們有的是不少空談，一旦要具體行動，就習慣作甚多解說，合理化我們為何不曾有所行動。當我們的信仰只停留於論述的層面，我們就得挑戰 :「我們的信仰行動到底有多少？」華理克牧師的成功之道，不是他的口才如何好，乃是他能「言出必行」，透過具體行動，見證信仰。
祈禱與公共事務原來不是兩個互不指涉的範疇，當信徒把兩者分割來處理，正是信仰實踐的偏差。筆者認識某些熱中祈禱的教會領袖，他／她們的禱告熱誠是值得欣賞；但他／她們的貧乏就在於誤解了「祈禱是行動」，於是其回應模式常是以祈禱言語來處理所有事情。有些時候，公共空間也須要有民意表達，有遊說的聲音，有討論與對話，這些行動也是「不住地禱告」（帖前五：17）。
「因此基督徒禱告最深層的意義是政治性的──不是表面上的意義，是最深的意義。政治的深度與靈性相遇於一點，在該點上，內在的革命與外在的革命被看為一，而且是不可分割的。」 （《真禱告》〔True Prayer〕，112頁）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7.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