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國大陸學人的特殊生活歷史背景，並其在大學體制而非建制教會內從事研究，所產生的論述並其關注自然與一般華人教會的意識形態不同。筆者在上一篇已稍為提及神學論述的多元性實為現代現象的一部分，以下我們將透過一個例子，讓讀者理解國內學人的一些獨特反思。我們固然不一定會認同箇中的全部細節，但卻可先欣賞這些論述的深刻體會和重要意涵。
中共建國後的文教制度
一些國內學者曾從社會理論出發，分析在其中產生的人文性神學／基督教研究在中國大陸文化和教育建制中冒現的原因和意義。他們將注意力引向一重要事實：共產主義本為西方啟蒙時代之產物，縱使中國政府在建國初期有意將其意識形態強加於文教體制的各方面，但它畢竟無法否認共產主義亦為西方思想史的產物。故此在沒有選擇下文教體制必須引介西方思想史，而基督教是在此傳統中不能輕易剔除的成分。老一輩的國內學者不少是從此途徑認識基督教的，當然其理解的程度很難會是全面的，但在改革開放以後，這便間接引起他們對基督教之興趣（當然主要還是因個別學者之研究志趣），以致產生出近年基督教書籍的翻譯以致神學論述的發展。
然而若嚴謹的基督教研究和神學要在中國大陸出現，一個適當的文教體制只提供了必須而非充分的條件。劉小楓和劉宗坤兩位學者曾不約而同地提出過一引發深思的觀點：中國政府在使共產主義中國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全權意識形態的同時，無意地影響了國內學人對中國文化和基督教的態度，使中國此古老國家的學術生態產生根本性的變化。在共產政權欲鞏固其管治力量的建國初期，一方面需抗衡西方的帝國主義，但在另一方面又恐防中國傳統文化成為一種保守的文化民族主義，阻礙一般民眾接受共產主義的「前進」革命思想，故擁抱傳統中國文化思想很容易被標籤為以一種文化民族主義來抵抗共產主義的政治正統地位。相反，雖然基督教與共產主義間的張力難以被完全消除，但由於前者為後者在歐洲思想史中的先行者，中國政府難以完全禁制基督教研究（雖然在早期是以一種純批判態度出現）。如此一來，這種意識形態的管制便一定程度上壓抑了擁抱傳統中國文化學者的排外心態。縱然極端的馬克斯主義者仍欲抑制基督教研究的發展，但這卻變成了西方文化中共產主義和基督教思想之間的內在張力，而非東西方宗教文化傳統間之外在張力；而基督教思想便藉此透過中國大陸的文教體制靜悄悄地參與著建設此古老國家的現代學術思想制度。因此，雖然社會下層的反基督教態度仍源於民族與文化身分，但在共產政府統治下成長的知識分子，其反基督教態度卻主要源於啟蒙思潮而非民族和文化身分，並且這群體正是轉化國家文教體制的主要力量。故一旦全權意識形態在學術圈放鬆以後，一種近似自由主義的思想空間便隨之產生。在西方啟蒙式思想主導下，一切的思想傳統便在知識分子中享有同等機會去競逐普遍性，而這看來便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學術圈所展示出的情況。
不過在港台等華人社會中，不單沒有全權意識形態的壓制，並且有神學院和基督教背景的大學出現，但基督教學術也未見得有如過去二十年來在中國大陸發展般迅速，這不單是從出版的數量而言，從學術面向的寬廣度而言也是如此。故此若要印證上述分析的合理性，學者也必須提出神學和基督教研究無法在其他華人地區的公共學術建制中發展蓬勃的原因。劉小楓便曾指出，雖然港台等地從未如中國大陸般受到共產政權的意識形態操控，但基督教的著述卻極少在教會建制以外的人文和社會學科中被接受和傳播，這正是因為在這些地區中神學和基督教研究集中產生於由教會營辦的機構中。縱然建制教會在這些地方中享有完全的自由，但它們大部分卻受到福音派以至基要派傳道方針極深的影響，故很少意識到要對文化和學術作出影響和貢獻。 再者，雖然在自由社會中宗教信仰能享有充分自由，但基於政教分離的考慮，公共文教體系卻難以容讓建制教會有過分的直接參與和影響。
歷史裡的微妙與留白
這種把國內基督教研究以至神學論述的形成「歸功於」共產政府文教制度的說法看來極為吸引，尤其這是由親身經歷過學術圈中意識形態變化的學者所提出。不過由於中國大陸幅員廣大，研究人材眾多，我們實在難以作出任何調查來檢視學者對不同文化傳統的態度並其背後成因，當然我們也不可能要求這類宏觀論述對任何人皆適用，而僅應被視為有參考價值的一種說法。然而，上述的分析即使能一定程度上解釋曾經歷文革的學人對不同文化傳統的態度部分原因，但這種影響對於在七十年代中後期始出生的年青學者是否仍然適用？在改革開放以後，這些新生代的思想意識和對不同宗教的態度與港台等地的「局外人」是否仍有巨大的差別？我相信這是理解和分析日後國內基督教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是國內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的認識大部分是源於閱讀書籍而非由教會活動直接得來。
若轉回港台等地的視野，以上的分析確能解釋何以教會主導的神學和基督教研究未能在文教體制中擴充勢力，可是卻未能有效解釋為何在此等地方的文教體制內未能蓬勃生出非教會性／人文性的基督教學術。若說中國政府無意識地把共產主義連同整個西方思想史以至基督教思想引進了國內的文教體制中，在港台等地西方哲學、歷史、文化以至宗教等一直都是文教建制內的正式成分並可自由發展。過往百多年來，不少以繼承和轉化中國傳統文化為志業的學人也都試圖從西方文化以至基督教思想中吸取養分，為何在這些地方甚少產生出對社會文化建設有承擔而一定程度上認同基督教的學人？他們的影響力何以如此微弱？相信這是我們在分析國內學人的觀點外，理應作為自我反思的議題，我們下次會沿此繼續探討。
（中國大陸基督教學術發展系列之三。作者為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篇幅所限，註釋從略，詳見網上版。分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