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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智慧設計」的爭論已經不算是學術討論。造成這個局面，支持「智慧設計」的基督徒學者和反對者都有責任。筆者認為，基督徒學者要求將智慧設計論引入學校的科學課程中，是十分不智的做法，當智慧設計論還未算成熟時，這訴求只會招致強烈的反對。但另一方面，筆者對一些反對者的處理手法亦難以接受，諷刺的是，他們批評基督徒學者「不夠學術」，但自己的某些反駁論證也不見得很學術化。
舉例說，阿歷桑那州立大學生物學兼科學歷史教授連殊（John Lynch）在一次演講中指出：撰寫《審判達爾文》（Darwin on trial）的約瀚遜（Phillip Johnson）在離婚之後情緒低落，後來他選擇維護創造論作為自己的使命。
到底約瀚遜曾經離婚，是否跟他投身反進化論有關呢？這是屬於心理歷史（psycho-history）的範疇，我不知道連殊是否有充分證據顯示兩者之關係。縱使有，這又是否可以作為衡量約瀚遜作品水平的因素呢？司馬遷因為受了宮刑而「化悲憤為力量」，完成了《史記》這部偉大的著作，但評價《史記》，不能總是扯上宮刑而導致的情緒打擊吧！
連殊又指出：約瀚遜是法學教授，不是科學家。他進而列出許多名單，批評大部分支持智慧設計論的基督徒學者都不是生物學家。其實，連殊這一招也會傷及自己人，很多站出來反駁智慧設計論、支持進化論的學者，亦不是科學家，更遑論是生物學家，例如索伯（Elliot Sober）和屈斯（Michael Ruse）都是哲學家。
提起屈斯，我不禁聯想起他的文章〈錯誤的智慧，錯誤的設計〉（"Flawed intelligence, flawed design"），他在文章開首說：那些相信創造論、為他祈禱的基督徒不一定在「病理上不健全」（clinically unsound），但他們有點「不平衡」。那些基督徒是否心理不平衡呢？按照連殊的見解，這個問題最好交由專業心理學家處理。
屈斯和不少哲學家認為：基督徒提倡一種跟現代科學格格不入的世界觀，但嚴格來說，我也可以說很多哲學家的世界觀跟科學有衝突。科學哲學中有「唯實論」（Realism）與「反唯實論」（Anti-realism）之爭，簡單地說，唯實論者相信「基因」、「夸克」這些無法直接觀察的抽象東西是真實存在的，反唯實論者對抽象概念則保持著不可知的立場，偏激反唯實論者甚至說所謂科學的成功、進步，無非是一個幻象。如果你細心咀嚼反唯實論者的說法，你會發現他們比某些宗教徒更加反科學！科學哲學家立本（Jarrett Leplin）一針見血地指出：「若果唯實論與反唯實論之爭是科學與哲學之爭，那麼反唯實論失敗了！」有趣的是，基督徒的世界觀傾向唯實論，「基因」、「夸克」被視為實體，就更加顯示出世界是經過精心設計，其基本結構妙不可言。
在本年四月筆者在三藩市參加一個教育心理學的學術會議，在大會中不少發表的文章都是關於智慧設計論和進化論之爭，一些講者舉出了很多基督徒反進化論的謬誤，其中一篇文章甚至說智慧設計論「翻抄那些過時的謬論」。一方面，我承認具有反智傳統的教會，在這方面難辭其咎，但另一方面，攻擊人家「最弱的一環」，在戰爭中是上策，但在學術討論中卻是「勝之不武」。
有趣的是，那篇批評謬誤的文章也有謬誤，例如作者說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基於「基因變異」。事實上，基因變異是孟德爾（Greg Mendel）在十九世紀中期提出的理論，但這理論一直受到忽視，直至二十世紀初期才重新受到注意，可是，支持漸進演化的「生物測量學派」（biometricians）和支持基因變異的「孟德爾學派」（Mendelians），為了什麼是推動進化的動力而相持不下，後來統計學家費雪（R. A. Fisher）才將基因變異納入進化論裏面。在大會中我客氣地向那位教授指出她這點疏忽，但並沒有刻意刁難她，在此我並不是要吹噓自己修養好，我的要點是：對方是教育心理學家，而不是科學家、或者科學哲學家，執著這個例子去批評支持進化論者是何等無知，就好像咬著某些基督徒去攻擊宗教為盲目。
坦白說，現在的智慧設計爭論並不是很有智慧，我是在平衡的心理狀態下說這句話的，我亦沒有離婚。
（寄自美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6.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