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過去的週末，筆者在《時代論壇》讀到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中國神學研究院在余杰與美國總統喬治布殊會面後，單方面取消邀請余氏作學術訪問的安排。
誠然，余杰這次訪美之行程有其爭議性。筆者亦不同意他在這次旅程中的某些言論，覺得他對美國政府有太多一廂情願的期望，可是，一切的是非得失，歷史自有公論。而既然余氏被邀作學術訪問，我們亦可以治學的嚴謹態度去對他作出批判，不過在一切的批判之先，我們必須讓余氏有闡釋自己思想的機會、有為自己辯解的空間。唯有這樣，我們才可能會有真誠的學術討論，才能夠在辯證的過程中獲得好處。
一間重視尋求真理的學院，不論其政治立場如何、不論它是屬於哪一個學派，均有義務保障學術的討論的自由。不論是學生、教員還是訪問學人，有良心的學院應確保他能有暢所欲言的機會。我們可以誓死反對他的意見，卻也要誓死保衛他發言的權利。倘若余杰真的被禁止赴港講學，中神亦應該有其道德勇氣，爭取其作學術交流的權利。倘若這種做法過於高調，那麼中神亦不應主動剝奪余氏發言的機會。可是這次中神非但沒有展示出他們該有的道德勇氣，還在政府還未正式宣佈禁止余杰來港前，就先知先覺的自行取消原有的訪問計劃。事發之後，中神一直否認曾受到有關方面的壓力，也就是說事件乃出於中神自動自覺的自我審查。
中神在事後作出的回應，完全未能夠消除眾人的疑慮。既然中神要強調他們是探討基督教及中國文化的學術機構，那他們的安排的學術訪問，根本就不應該受到國際事件的影響。當中神未能就事件作出合理的解釋，就聲言事件已經告一段落，這種態度實在教人無法消受。
中神的朋友或會如此想：我們只是想做好自己的研究，余杰的問題，我們不想理。對不起，自從你們決定要邀請余杰來港，捍衛他的言論自由，就是你們當負的責任。至少你們也有責任不讓外界的事件影響你們的學術活動。
在二次大戰後，尼慕勒牧師指出他們當年對共產黨人、猶太人及天主教徒所受的逼害無動於衷，最終在他們本身受到迫害時，已沒人能仗義執言。尼氏所批評的，不單是戰前的德國人民，更是當時的德國教會。倘若當時新教徒只是決定明哲保身，不願牽涉入複雜的政治鬥爭，也許還可說是情有可原。可是，當時新教領袖卻決定主動配合，成為希特勒舖直道路的急先鋒、讓聖壇淪為國家社會主義政權的祭壇。歷史卻告訴我們，主動獻媚的結果，只會是引火自焚。新教徒當時的歷史污點，至今仍未洗得清。而他們的自動獻身，非但不能換來好處，反倒引狼入室，讓政權的關注阻礙他對真理的追求。
中神在這次事件中，正正就是犯了戰前德國新教徒的錯誤。未能勇於捍衛余杰的言論自由，足顯中神在道德上的懦弱，在面對外界的質疑時，中神那副愛理不理的德性，可謂厚顏。中神因外部的形勢而取消余杰之訪問，還取自詡專注學術，則是自毀長城而不自知。中神作為香港基督教界的重要機構，竟能以這種方式辦事，對於香港基督教界的前途，請恕筆者未能感到樂觀。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6.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