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年發生的事，對我來說就仿如天崩地裂。我像瞎子般掉落在無底的深隙，四處碰壁，看不見有出路，踏不著一小片可供穩妥的土地；四周包圍著我的，就只有孤單、傷痛、徬徨、無助，心深處抱憾自己玷污了主的名。與教會疏離、與群體疏離、與朋友疏離，往後的日子，那真正可以釋放自己心靈的，就只有獨個兒的──跪下禱告，求主赦免，與主同在，全心仰望和倚靠。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主卻沒有把我撇下。自九六年一月起，生命頌浸信會鄭翰龍執事夫婦不離不棄的登門造訪，給予安慰、關懷和支持。九八年三月，夫婦倆的真誠激勵，終於推動我在家中與一班年青人開始了小組查經聚會，弟兄姊妹經常為我按手禱告，讓我可以重拾遺忘已久的肢體生活；再由○○年起，接受生命頌浸信會及加略山基督教會邀請擔任顧問牧師，開始以信息分享和主持聖餐等事奉重新投入教會，並經常與加略山基督教會同工並肩到內地教會探訪及提供培訓；同時，觀塘潮語浸信會的弟兄姊妹，亦多次以小組名義到我家探訪和分享，及至○三年底，我正式接受邀請定期在教會崇拜證道。此外，在金融風暴的陰霾下，國際仁愛基金會得到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以金錢奉獻、或作義工支持，使基金會得與內地教會合作進行地區救援、慈善及培訓等工作，作為基金會的主席，我得到非常大的鼓勵。
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恩師柏祺博士在新紀元開始，重新邀請我在香港協助推動都市宣教的培訓工作，同時於○二年，鼓勵我重新開始修讀在柏祺大學的教牧學博士學位課程，到○四年，終於完成拖拉了十八年的研習過程，然後被邀請成為柏祺大學校董會成員；期間與莫樹堅博士及鄧達強博士，共同協助學院在香港及國內推展教牧學博士學位課程，開始了學院在香港的都市宣教教育事工，至今年○六年三月在香港註冊，正式成立學院在海外的第一間分校。
信靠就是順服，順服就是信靠（Dietrich Bonhoeffer）
就是這樣，主的恩典藉著很多愛主的人，重重的澆奠在我的身上，就像瞎了眼的保羅，主為他預備了引路的巴拿巴一樣。從黑暗中慢慢的走過來，驀然回首，即使在這歷練信心的路途上有多麼的崎嶇不平，縱或是不明所以，然而那深深刻在心板上的，是那股對主、對人的無言感激，叫我不得不為愛我的主、和為我付出過的人（不論是以何種方式、是如何低調甚或不為人所知的），每天學習信靠與順服，積極地去生活。
反思自己在過去的事奉和工作上，成功的喜悅蓋過了事奉者應有的謙卑，調子高高的事工帶來的卻是超凡的忙碌，甚至教人忘記了事奉的對象，榮耀神的目標變得模糊。往後的事奉雖然是低調的，但對自己尚能實踐事奉主、跟隨主，感覺卻是開心的，欣慰的。
我深切明白，美好的事奉不是靠人自己，而是對主信靠、順服，只要主仍肯用我的時候，那便已是恩典了！若是偏離主道，人所建立的、所矜誇的一切儘可於一宿之間歸於無有，這是我已經深切體會。
從成功邁向重要和更有意義（Bob BuFord）
還看自己信仰生命的歷程，在不同的階段，所領受的盡不相同。
三十而立，這時的我簇擁著很多使命──夢想著自己可以為主學些甚麼、可以為主做到些甚麼、可以為主影響世界些甚麼、可以為世界的苦難做些甚麼……這些我已經嘗試過了。
步入不惑之年，卻是我失去了一切的時候。在這些不能掌控自己的日子，我是一個流浪的信仰尋索者，是一個平凡的基督工人，是一個活在不安之中的戰士。然而，這卻讓我的心境從過去的嘈吵、繁忙、急促，進到平安、寧謐、從容裡去，更讓我享受到別人與我分享的愛與誠。
年屆五十，我願意再次委身，盼望憑著對主的信心與順服，抓住主的應許來完成那未完成的事──要醫治那未癒合的傷口、要完成那對神許下但未有實踐的承諾、要細味有主同在人世間的福樂……
遊走於心靈的內與外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作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分。」（提後四：2-5）
這是我在接受按立時所選用的經文其中的一段，也成為我在這些日子裡心靈內流通著的一股推動力。回顧過去，我倚仗使命感、自信心和個人誠信，在不同的崗位上拼搏事奉；展望將來，我盼望的，是能夠聽到主的聲音、順服主的帶領去完成未完成的工作、成為信徒的榜樣，享受與主同在的甜蜜。
願主的國度降臨，願主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本文為作者於四月廿九日於美國柏祺大學香港院校院長就職典禮上的分享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