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佛教團體香海正覺蓮社向城巿規劃委員會申請，在大埔洞梓興建慈山寺，建築規模如一個小型主題公園。其中最具爭議的項目，是一座七十六米高大型觀音青銅像的興建計劃，它比天壇大佛高一倍。
由於有關發展計劃影響景觀、環境和交通，二百多個當地居民、學校及環保團體向城巿規劃委員會提出反對，令申請延後審批。有些牧者在教會圈子中也呼籲信徒起來反對，但暫時不見廣泛回應。香港是宗教多元化的社會，人人都可享受宗教自由，基督徒也不會干涉其他宗教的內部事務。然而，擬在大埔洞梓興建的觀音像有三十層樓高，將成為全球第二高觀音像，若然成事，它將會成為地區的標誌性建築，超越了一般宗教目的。因此，有關計劃不再純粹是宗教的內部事務，它應被視為一件影響公眾的社會事務，而受影響的巿民和團體都有權向政府提出抗議。
當一個建築物被看為某地區的標誌性建築時，它不再純粹是物質的存在，而是一個文化標誌，對那地區的文化帶來長遠的影響。人的構成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我們需要運用物質的標記表達精神的事物，於是在社會中產生了各種文化標記。每個國家、城巿和地區也有具標誌性的建築物，像巴黎的凱旋門和中國的長城。一個建築物能成為標誌，必定有其歷史和文化的價值，或在世界上擁有獨特的地位，例如全球最高的鐵塔。文化標誌作為傳播文化精神的媒介，它能強而有力地塑造社群文化，影響人的精神層面和世界觀。美國以自由神像宣稱自己對自由民主的崇尚，除了塑造本國文化，也正面地影響國外人士對美國的觀感；另外，自由神像也成了美國人引以為傲的文化標誌，進一步深化對自由民主的信念。
成功的文化標誌能大大提高該地區的文化層面和知名度，甚至成為它的代表，所以一個城巿想推動旅遊業時，也會特別關注標誌性建築的推廣。香港也一樣，在推動旅遊的宣傳方面，大量採用文化標誌，在各種媒體上常見的有文化中心和青馬大橋，天壇大佛的出現近年來日漸增多。顯而易見，香港愈多採用異教神像為地方的文化標誌，有關的拜祭節慶活動也愈見興旺。最近，旅遊發展局決定在未來兩年內動用四點七億元，宣傳二○○六年香港旅遊年，其中一項計劃就是加強文化及傳統節日活動，重點包括長洲太平清蘸、佛誕、天后誕及譚公誕等。我們不難想像，假如大埔的觀音像建成的話，經過媒體的廣泛推廣，這大有可能成為城巿的一個文化標誌，原因不在歷史價值（它是新興建項目），卻在建築高度上。營造出來的宏偉感成為香港的旅遊賣點，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來看一看。
事實上，佛教團體沒有隱藏興建大型觀音像的意圖是塑造文化。香港佛教聯合會在《香港佛教》月刊第五二一期寫道，位於三亞有一○三米高的南山海上觀音像的建設目的，是要成為世界級的標誌性建築物：「建造南山海上觀音不僅是弘揚觀音文化，增加人文景觀，也是中國乃至世界佛教史上的巨大成就，如同美國的自由女神像，中國的南海觀音聖像也必將成為東方世界慈悲、智慧與和平精神的標誌。」他們十分重視文化象徵：「不僅是佛教文化的象徵，同時更是東方文化的象徵，它將激發海內外華人及亞洲族裔的責任心與自豪感，增加民族的向心力與凝聚力，成為傳承中華大乘佛教文化的紐帶。」
這麼看來，觀音像的興建實在是一件與六百萬香港巿民有關的公眾事件，不純粹是宗教內部事務。我相信香港巿民普遍都認同文化中心和青馬大橋的代表性和價值。但至於觀音像，香港巿民大都認同拜觀音的信仰嗎？
當異教神像成為香港的文化標誌，你猜想這對城巿文化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呢？實在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火車上坐背位的乘客，火車開行時，他眼中沒有前景，看到只火車已經經過了的風景。」（William Faulkn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