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二月十八日的清晨，反世貿的示威者終於與香港的警察爆發衝突。這段衝突吸引了各大傳媒的注目，並成為了近幾日討論的焦點。縱觀各大傳媒的報道，大都將事件以戲劇化的方式展現，把一次立體的抗爭簡化成濫情而缺乏深度的「漫長的一夜」。他們無一不採批評的態度，單方面指摘示威者是暴民。暴力、衝突、混亂才是傳媒所要突顯的東西。至於何謂世貿、為何示威這類求真者必問的大問題，早已被追求視覺震撼的傳媒消音了。
對於香港市民來說，反世貿的示威者是陌生者，是沒有面孔的一群。當南韓農民和平地跳海、叩拜與跳舞的時候，我們會說他像大長今。當他訴諸於比較激烈的抗爭，我們不當他們是有意見、有訴求的人，只是視他們為「韓國特色」，並將我們對韓國人的固有印象投射在他們的面孔之上。反對世貿的抗爭者，對我們來說太過遙遠，是以我們只能加強對他們的想像，而不能增進對他們的認識。
虛假的距離感與殘忍的電擊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米爾格爾（Stanley Milgram）因其惡名詔彰的電擊實驗而聞名於世。可是世人卻往往囿於對此實驗的道德爭議，而忽視了當中的教訓。在這項實驗中，米氏對他的義工表示他們會進行一項有意義的實驗，而那義工就是這項實驗的副手。義工將會按指示對一位虛擬的實驗對象進行電擊，而電擊的強度亦會不斷地增加，（事實上，義工操作的儀器並不會製造電擊，而那實驗對象其實是在做戲。）米氏想知道那些義工會在何時因他人的受苦感到不安，從而拒絕合作。
此實驗令人震驚的地方是：大部分的義工都會對實驗對象施以最強的電擊而面不改容，而在米氏的觀察中，當義工與實驗對象有面對面的機會時，他們在進行電擊時尚會感到猶豫。可是，當實驗對象從他們的視野消失後，這份惻隱之心亦蕩然無存，實驗對象的悽厲叫聲亦不能使他們免於冷酷無情。（當然，那些哀號其實是錄音而己。）距離感使我們失去了同情之心，教我們不能夠將不在現場的人看為有血有肉的人。
波蘭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將這項發現與納粹屠殺猶太人扯上關係。距離感是奧辛維茲的其中一項先決條件。現代社會的工具理性，以及隨之而來的科層化及專業化，均有助於距離感的營造。殺人的過程，給拆散成為一件件瑣碎的工序，試問負責運載猶太人的火車司機，或是在辦公室處理文件的公務員，又怎會想到自己的雙手早已沾滿鮮血？而專業的工作態度，又教我們只能看到某某計劃的技術枝節而看不到它深遠的影響。鮑曼指出這些仍然是當代社會的重要特徵，是以類似納粹黨的暴行，仍然會對當代人構成威脅。
事實上，世貿以及其背後的資本主義全球化也是這種製造距離感的過程。全球化不是世界不同，全球化也不是英特納雄耐爾（Internationale），它絕對不是促進世界各方人士互相了解的趨勢。反之，它透過越洋的經濟活動，透過增加了的物理距離，把種種剝削行為模糊化。當受欺壓的是本國本城的弱勢社群，我們還會得串連起來一起鬥爭。如今壓迫的對象已換了是巴基斯坦的童工，可是巴基斯坦究竟在哪裡？
當受苦的是在地球的另一邊的人，我們會傾向把他們淡忘。也許我們正是剝削貧民的吸血鬼，但距離已誠然擔當了我們的憂患、洗清了我們一切的罪孽，我們只能看到自己的需要，或是一大的經濟數據，卻對有血有肉的人實在的痛苦置若罔聞。無怪乎一些尊貴的經濟學家，可以無情而理直氣壯地說某些貧民不值同情。
世貿人士赴港示威，乃是對香港人良心的挑戰。我們當然可以選擇呆在電視機前看著報紙，繼續沉溺在對他者的虛幻想像，繼續迷信著那從未驗證過的新自由主義教條，但是，大家亦可以像筆者的一些朋友那樣，親自的走到示威者的中間，與他們一起感受，一起呼吸。我們可以否定示威者的激烈手段，卻不能否認他們是人，不能為擁抱數字式教條而否定眼前那活生生的人。我們需要以同情性的理解（Verstehen）去了解他們的苦況，並為他們面對的困境而發聲。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防止納粹悲劇的再現。筆者的朋友已為了人類的幸福作出貢獻，縱然他們未必知道。
多元激發生命，主流引向死亡
可是，距離感對良心的麻痺，卻不是米爾格爾實驗的最重要發現。在上文所描述的實驗中，發施號令的只有一位研究人員。米氏發現如果實驗有兩位意見不同的研究人員帶領實驗，那參與的義工便會很快的拒絕合作。這裡有一個明確的信息：單元的權威埋沒良心，多元的意見卻能避免暴行的發生。
這現象背後的原理，倒不是十分複雜。當社會只有單一的意見，單一的權威，我們便不會懂得作出挑戰，那不是我們唯一的選擇嗎？若是如此，我們又怎會提出另外的意見？若果這唯一的權威帶領我們走向滅亡，我們就會像聽了魔笛的孩童那般，傻呼呼的向著地獄的方向走，在唯一的權威面前，個人的良心及理性，均只是必需摒棄的偏差，並不能為社會帶來改變。
可是，多元化的意見，卻能教我們知道很可能會有另一種的可能性。我們不一定一定要認同另類的思想，可是另類的存在卻迫使我們必需從新的角度討論，從而拓闊我們的視野，多元化製造了反抗的可能。權威可能是錯的，我有憑良心及理性講說話的權利。
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社會，理論上我們可以享受多元所帶來的好處，可是，我們卻不斷摧毀著這種難能可貴的優勢，容讓單一的意見壟斷香港的言論空間，當所有的傳媒都一面倒的排斥示威者，當所有的輿論都不約而同的站在當權者的一邊，咱們的言論自由不就是形同虛設嗎？我們不用懼怕獨裁者，因為我們在還有自由的時候，已心甘情願成為主流意見的奴！
反世貿示威者的臨在，是上帝對香港市民的眷顧。當親資本主義的中產主流論述侵佔整個言論空間之際，示威者讓我們看到：原來我根深蒂固的信念，絕對不是自有永有的！示威者教曉我們該如何看世界，衝擊著香港人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中環價值」。
就讓我們珍惜示威者送給我們的禮物，不要讓他們被主流媒體消音，我們要讓香港人聽到他們的故事。我們要批判《東方》《太陽》一貫的失實煽情，要批判《蘋果》對新自由主義的偶像崇拜，批判《星島》對建制的盲目抬舉，批判《明報》的形持平而實保守、批判電視台對暴力鏡頭的迷戀、批判電台不經大腦的報道評論。我們需要更多的聲音，需要更多的不同意見，不要讓當權者及主流意見佔據公共空間，別讓暴政透過意見的單一化而悄悄上台。
反世貿的示威者可能太過激動，可是他們並不是（至少並不只是）暴民。他們給我們留下寶貴的財富，為人類社會免受奴役付出過不少血汗。
有智慧的香港市民，要保持清醒！有良心的市民們，快來起義！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2.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