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筆者對華人教會在差傳事工的觀察，特別是港澳地區，有深思熟慮，並有明確的差傳策略不多；不少堂會的差傳事工仍受著傳統文化影響。筆者看華人文化，有三方面的思想左右教會差傳事工的開拓 ：
一、機緣
機緣可看為港人典型的「機會主義」，也可視為聖靈引導的途徑。不少堂會開展差傳事工，好可能是基於這些堂會的同工或信徒對某個地區或群體的福音負擔，再擴大至整間堂會的參與。就以某間新界的宣道會為例，先有信徒獲悉印度某孤兒院的需要，於是有數位弟兄前往該地短宣。其後，神感動了一位弟兄對差傳有負擔，經過神學院訓練與堂會事奉之後，這位弟兄加入了差會，就由母會及友好堂會支持下，前往南亞宣教。從此個案反映，不是堂會領袖先認領某個未得之民，然後按著計劃逐步發展。
機緣的關鍵是由宣教士的異象帶動，個人的領受，得著群體的認同與支持，就能產生差傳的動力；然而不足地方，就是「人存」而「使命在」，一旦宣教士離職或轉換宣教工場，很可能是「緣盡」而「使命盡」了。
二、血緣
筆者看另一華人文化影響較深的是「血濃於水」的血緣關係。全球文化中，只有猶太文化與華人文化，對骨肉之親有濃烈的鄉土情。不少西方宣教理論與策略，往往以歐美白人本位作出發點，必然要跨越文化，否則世上甚多「未得之民」不能得聞福音。
但從宣教策略來看，「血緣宣教」的重視，就是有更多本地堂會關注海外與內地的華人社群，包括少數民族在內。既然在2025年之前，中國仍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而基督徒群體的整體數目也名列在十大之內，正如詹金斯（Philip Jenkins）在其著作《下一個基督王國》（The Next Christendom -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一書推論，全球基督教的力量在南半球，不再是白人的洋教。華人宣教循著「血緣」脈絡自然發展，意味著鄉親與宗親關係是可持續發展的宣教策略。就以客家群體為例，全球共有五千萬客家人口，內地有四千萬，台灣則有四百萬，另分佈世界各地。西方宣教學者確立「客家人」為「未得之民」，而最有效發展宣教策略，莫過於建立更多健康而有使命感的客家群體教會。
「血緣宣教」由本身國家鄉土情作出發，但華人教會切忌「唯中國中心論」，忽視了跨文化的宣教挑戰。筆者看，廿年後的中國，假若真能發揮宣教的力量，最能幫助國內教會與世界差傳事工接軌的，很可能就是那些有全球多元文化宣教經驗的差會與堂會了！
三、地緣
本港教會在差傳發展上，另一考慮就是地緣，所謂「由近至遠」的宣教策略。地理的遠近，確是構成了策略的可行因素。試看，本港堂會要長期支援中美洲或南美洲宣教工場，絕非易事；相反，堂會要往澳門短宣，就容易得多了。
地緣的好處是成本低、資源供應及人力支援相應容易；但在宣教策略上，由於各個宣教團體各自為政，互不協調，造成的後果往往是資源浪費，人力錯配，不同人等重複地只是作相同的事工。為何「短宣」必是澳門與清遠？
隨著交通網絡的發展，珠三角地域更緊密連結一起，香港為世界各地海陸空客運重要樞軸，也是非法移民的偷渡中心。這正好說明，出入境的自由與便利，正是本港教會座享地利的優勢。「旅遊熱」的興旺，帶來的宣教契機，就是如何轉化這些跨文化經驗為長久的宣教關懷？
隨緣發展 vs. 策略規劃
本港也有堂會如香港浸信教會、香港仔浸信會等採用「群體認領」觀念，發展堂會差傳事工。然而，就筆者有限的見聞，這些採用「群體認領」（adopt a people）的宣教策略，畢竟是少數！
筆者肯定「策略規劃」(strategic planning) 的效用，教會領袖要就本身的資源、人脈關係與核心價值，選擇合宜可行的宣教策略。自筆者去年出席了「洛桑論壇」與「亞洲福音會議」之後，深感華人差傳事工不宜盲目跟著西方教會走，無論是隨緣發展或策略規劃，兩者皆可兼容，華人差傳路線為何只能走「麥哲倫征服之路」，而不能走「鄭和修和之路」？假若華人宣教團體不思考本身傳統與文化，採用有違華人文化的管理策略，可能會弄巧成拙，得不償失。
結語
孫子有云：「上兵伐謀」，領袖知勝之道在於「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不同處境下應用不同策略），求主幫助華人教會領袖，一方面不抗拒策略，使宣教事工更有焦點，另一方面也能因應血緣與地緣，找緊機遇，乘勢而上，為未來基督教有所貢獻！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4.6.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