寛容同性戀者≠鼓勵同性性行為
反對歧視同性戀者≠贊成性傾向歧視立法
同志議題仍具高度爭議性
強行立法只會分化社會、添煩添亂
性傾向歧視法與我們生活無關？請看以下實例：
※ 一九八九年五月，美國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有兩婦女不將房間租給一女同志，因此被罰款一千五百美元，還要寫道歉信，和被逼參加同志教授的「覺醒課程」。
※ 加拿大多倫多地區一個印刷商Scott Brockie，不肯為同志組織印一些鼓吹同性戀生活方式的材料，在二○○○年二月被罰款五千加幣。
※ 二○○二年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一位模範老師Chris Kempling，在地區報紙批評一些同性戀教材有誤導性。因此，政府設立的British Columbia College of Teachers認為他違反了教師操守，被停職停薪了一個月，最後更吊銷了教師牌照。
※ 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瑞典法院判處一名在東岸小鎮的牧師Ake Green入獄一個月，原因是他在講道時冒犯同性戀者，觸犯歧視條例。
我們明白同性戀者的掙扎，我們雖然不認同同性戀的行為及生活模式，但仍呼籲社會主動去關心同性戀者，反對不合理及惡意對待同性戀者。但對於政府正考慮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我們深表憂慮。我們認為社會應對性傾向歧視法有更深刻的反思和更全盤的考慮，不能片面重視單方面的人權，也要平衡其他人的權利，並考慮立法對社會的長遠影響。我們基本的立場是：社會應寬容同性戀者，但社會人士亦有反對同性性行為的權利；反對歧視同性戀者，但反對以法律懲罰被視為「歧視」同性戀的人，認為用教育和游說解決這問題更佳。
性傾向歧視法的基本問題
一、「立法保障某指定群體免受歧視」是特殊保護，不是人權。若「受歧視法保護」是人權，那這種保護是每個群體都應同樣享有的，然而並非每個群體都同樣享有這種保護（如被歧視的肥人）。所以，關鍵問題是，應否特別保護同性戀者，多於一般人和其他受反歧視的群體。例如：同性戀者和很多其他群體都可能在就業方面受到歧視，若政府不能提供數據，證明同性戀者的就業情況比其他群體惡劣，也就沒有清晰的理據在就業方面為同性戀群體（而不是其他群體）提供特殊保護。
二、或云：「只要有一個同志受到不公平對待，就要立法禁止。」然而我們認為公平與自由是有張力的，社會中必然存在各種經濟和權力的不平等，要立法禁止所有「不平等」是危險的，因為這會無限擴張政府的權力。
三、性傾向歧視法是用法律懲罰不認同同性戀的人，這導致不少危機：侵害對同性戀持異見的人的權利和良心自由，讓政府的手介入宗教和民間團體的自主領域，甚至造成逆向歧視及道德歧視（參以上例證）。
性傾向歧視法的流弊
一、它預設了同性戀於道德上是正確的，它的生活方式是沒問題的，這種對社會的訊息不啻於肯定和鼓吹同性戀行為。一些同志組織的目標、價值觀和所提倡的生活方式，有極高爭議性，如同性婚姻和領養、多元化婚姻、多元性愛（濫交）和性虐待，他們有提倡的自由，但市民亦有不認同的自由。性傾向歧視法剝奪市民表達不認同的自由（如不借地方給那些同志組織），不單侵害良心自由，更是在支持同志運動倡導的性解放和家庭革命，這對香港社會必然產生深遠影響，政府不應貿然表達支持。
二、會為同性婚姻開路，如加拿大同性婚姻的勝利就是因為法庭建基於反歧視概念的判決。無論如何，性傾向歧視法使性傾向「平等」成為官方政策，必然衝擊家庭制度和整體社會。
三、執行將會有很多漏洞，因性傾向只是單憑個人的聲稱，客觀上難以驗證。還有很多灰色地帶會導致不必要的訴訟、社會分化，和增加經商的成本。
四、會衝擊現時學校的價值觀，不認同同性戀的觀點，以及一些不利同性戀生活方式的事實，都會被標籤為「歧視」，老師也難以推行全面的性教育。學校老師現已疲於奔命，性傾向歧視法只會添煩添亂，以法律手段處理教育問題並非良策。
五、會造成骨牌效應，若為同性戀訂立「歧視法」，也原則上沒理由不為其他性傾向或性喜好（亂倫、孌童、獸交、姦屍、性虐〔SM〕、濫交等）制訂歧視法。
我們呼籲，社會人士應公平對待同性戀者，民間團體更多支援和關懷同性戀者。然而，為了避免沒充足理據的特殊保護，為了平衡其他人的權利，為了社會的長遠福祉，我們堅決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
（上述聲明將於報章刊登。關於參與聯署事宜，請致電二七六八四二○四查詢。維護家庭聯盟發起人：朱志豪牧師、江耀全院長、何漢榮牧師、吳思源先生、吳振智牧師、李健華牧師、周永健院長、胡志偉牧師、徐步雲先生、徐彼得牧師、徐濟時牧師、張慕皚院長、梁林天慧女士、許朝英社長、陳嘉璐醫生、陳劍雲先生、陳黔開牧師、曾錫華牧師、黃芷芳姑娘、劉國偉先生、蔡志森先生、鄭佑生博士、蕭壽華牧師、羅杰才牧師、羅錫為牧師、關啟文博士、鍾嘉樂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