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今次湯清基督教文藝獎文藝組評審之一，對余達心牧師的《生命真精彩──文學世界中的人性光芒》獲得推薦獎，筆者當然是由衷贊成。但是據筆者的理解，這本著作有不少地方，值得向讀者作簡短的論述，從而顯出這本著作得來不易。首先，最重要的，是余牧師以較平易的方式，展現他高度的文學詮釋能力。這種能力，畢竟是從生命而來，才可以形諸文字。誠然，有精彩的生命，才能有精彩的創作；當然，在嚴格的意義上，這本著作不能算是文學創作。然而，從生命的種種閱讀和體驗到下筆成文，並且一篇一篇的寫下來，最後結集成書，這種由生命到作品的微妙關係，不容易解釋。借用當代著名詩人和散文家余光中先生，如何分析「文如其人」的意思，將會較為精確地瞭解生命和作品之間微妙的關係：
我不認為「文如其人」的「人」僅指作者的體態談吐予人的外在印象。若僅指此，則不少作者其實「文非其人」。所謂「人」，更應是作者內心深處的自我，此一「另己」甚或「真己」往往和外在的「貌己」大異其趣，甚或相反。其實以作家而言，其人的真己倒是他內心渴望扮演的角色：這種渴望在現實生活中每受壓抑，但是在想像中，亦即作品中卻得以體現，成為一位作家的「藝術人格」。（見余光中：《井然有序──余光中序文集》〔台北：九歌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四至五）
當然，余牧師在這本著中所表現的真己，沒有在現實生活中受到壓抑。扼要言之，在學問追求中對真理的執著，以及在文學閱讀中投入的真性情；這兩方面就是他的「藝術人格」。蔡元雲醫生在「蔡序」中說：「達心是個神學教授，他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對真理的執著。他不單在課堂內傳遞神學理論。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以自己的生命去演繹神學中蘊藏的真理。我見過達心面紅耳熱地表達他的信念，甚至絕不妥協地辯論，都是因為他對聖經中真理的堅持。」蔡醫生與余牧師相識超過四分一世紀，以上的了解不是泛泛道來；這種深入的認識，是以一個則面來反映他在學問追求中對真理的執著。再從正面來看，在余牧師的「自序」，談及〈與命運摔跤──淺談悲劇的意義〉。他說這篇文章源自他一九七三年寫的一篇短文，「當時初讀黑格爾悲劇的論文，感到刺激萬分，便毅然嘗試去建構一套詮釋悲劇的理論」。那篇短文，余牧師自言「粗糙不堪」，然而卻觸發他不斷思索悲劇在人文精神世界的意義。這不能說是對真理的執著，但間接地也可看出他對某一些意義的執著；由此看來，對真理當然更加執著！
至於在文學閱讀中投入的真性情，蔡醫生另有一段文字，正好表達這方面的情況：
達心對文學的著迷我早有所知，我相信他對文學的酷愛與我對他另一個觀感有密切關係：他是個真情湧溢的人。我相信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加添了達心對人有一種悲憫情懷，是海明威增加了他無懼生命逆境的力量──「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我也接觸過達心裡頭一股吶喊的衝動，我曾與他一同參與一份雜誌的出版，那份雜誌叫《吶喊》，在教會中引起迴響，我相信魯迅對達心有一定的影響。
事實上，這番努力，不能單以個人意志就可達成。文學作品對人引發的共嗚也是重要的。蔡醫生有一段文字，正好表達這種共鳴：
這本書讓我更體會到古今中外的詩對達心生命引發的共嗚。他喜愛的詩都有共同的特點：不迴避人間的痛苦，同時堅信人的尊嚴。難怪達心的演講，即使沒有吟詩，也是流露出詩意，洋溢著對人性的哀嘆與歌頌。
仔細看看這番共鳴，使我們不但了解余牧師投入的真性情有何果效，而且看到另一面的精彩創作。〈人啊人！──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悲劇觀照〉，也是從詮釋悲劇的觀點寫成的，在「自序」中他說到：「算起來，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我讀得最多，他主要的作品，我都讀過，有的更讀了幾回，我自己得承認深受他的影響，因此介紹和剖析他的作品總有一種滿足感，也彷彿在書寫自己的精神世界」。余牧師這種「滿足感」可以說是來自「書寫自己的精神世界」。這種書寫，反映在他詮釋文學作品的文章卻形成他「寓評論於創作」的精彩文筆。
評論大抵屬於散文這種文體的其中一種形式。而寫起評論文章，當行本色的評論家，都會詳備註釋，指明評論中運用的理論其來有自，而層層深入的論析當以文本為重。這種行文方式，常予人艱深枯燥的味道。余牧師在這本著作中有不少引文，卻不表明出自何處。他注重的是層層深入的論述，從而引介問題和分析原委，最後更帶出超越之路。這種行文方式不像某些評論，只板起面孔說教，沒有半點人情味。如下以〈人啊人！──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悲劇觀照〉為例，作一些簡單的說明，因為這篇文章最能顯示余牧師的「寓評論於創作」這個行文的特色。
余牧師對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主要作品都讀過，有些更讀了幾回，所以談起杜氏的生平和作品簡直如數家珍。文章的開始以「新的果戈里」和「坎坷矛盾的一生」這兩部分來敘述杜氏的生平，有先聲奪人之勢。一方面表現出一八四五年五月的一個晚上，對杜氏的重要和特別，另一方面也帶出杜氏種種生命的坎坷和矛盾，從而讓讀者領會，在他的小說中為何「可以看到人為朋友犧牲，為家人甘受最大的凌辱委屈。在這些卑賤的人中，杜氏叫你強烈地感受愛的滋味，向你展示人類寶貴的尊嚴」。因為他的小說與他的人生經歷，深切相關。對於讀者來說，無疑起了先聲奪人之勢，印象不僅深刻，而且加強後文引介問題和分析原委。
跟著「悲劇觀照」這一部分便指出這方面的含意。杜氏小說的精神世界是以熙攘的城市作為背景，而「生活在城市的人不斷在錯綜複雜的關係及糾纏中呈現他的本性」。「在那裡，人往往不是與自然力量對立，而是與自己的內在本性及自己所塑造的理想或意義架構掙扎」。「悲劇英雄往往於不同意義架構的衝突間被撕裂。而就在他抉擇的那一刻，他驚悟，原來自己所肯定的終極真理是片面的、殘缺不全的」。「杜氏小說所呈現的也是這樣的悲劇觀照（tragic vision）。他小說的焦點似乎在於人性內在的矛盾及人的意義構架崩裂的經歷」。
往後，余牧師以一部著作當一個段落，將杜氏幾部著作一一論析，並指出超越之路。《地下室手記》、《雙重人》、《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以及《罪與罰》，這些都是杜氏的重要作品，余牧師一一道來，展現這些小說主角的生命悲劇。讀者循著余牧師的敘述和分析，便會不知不覺間走進每個人物的生命中，領會他們種種人性的內在矛盾。余牧師在最後一部分「自悟無知的功課」，指出超越生命的悲劇性的可能，在於《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亞樂莎及《白癡》中的默士堅的身上隱約看到。無獨有偶，余牧師在前一篇〈與命運摔跤──淺談悲劇的意義〉，同是引用英國大詩人及評論家艾略特的劇作《家庭的復合》（The Family Reunion）的主角夏利（Harry）的經歷。這最能顯示余牧師的文學評論，不止於詮釋文學作品那麼間單；他要藉評論表達超越之路：
一所石室、一座祭壇
在酷熱、在嚴寒中醒覺
在平凡的生活中
學一節自悟無知的功課。
當人醒悟個人的無知，看到一切不完全美而要求完全與統一時，「他們看到『我執』的墮陷，更看到完美與統一的要求與『我執』的根本衝突，因而謙卑地將『自我』交出。一方面肯定虛無在一己生命中的真實，另一方面卻向上帝的道全然開放，讓上帝的道貫注，以開出超越悲劇之路」（以上的文字見〈與命運摔跤──淺談悲劇的意義〉最後一段）。
總的來說，雖然這本著作不是真正的文學創作，達不到湯清基督教文藝獎的目的，但是畢竟是難得之作。它以平易的方式，展現高度的文學詮釋能力，因而寫成這本精彩的創作。精彩的創作又源於個人精彩的生命，從而形成獨特的「藝術人格」，進而在「寓評論於創作」中加以發揮。更為可觀的，在於縷述和分析當中，駕馭自如，自然渾成。最為可貴的，是余牧師最終以開出超越人性種種矛盾的出路，不以模稜兩可、沒有解決為文章的結束。在「自序」中他自言「……我繼續去欣賞、詮釋文學家看到的世界，讓他們精彩的創作豐富我的信仰」。只要我們不以初看之時，似乎略為深了一點的感覺所影響，願意耐心地跟著余牧師一步一步地進入文學的精彩世界，不但他的信仰豐富起來，我們的信仰也會一同豐富起來！事實上，在華人教會的著作中，能夠表現如此高度的文學詮釋能力，實在難得；在筆者而言，這本著作獲得推薦獎，是實至名歸。
──零五‧一‧二十八
（編按：筆者表示，以上討論僅代表作者意見，不代表湯清基督教文藝獎文藝組的整體評審意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講場，二○○五年二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