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後這六年當中，香港人越來越領悟到儘管香港人才輩出，然而卻沒有多少個像樣的政治人才。現在社會上不少人關心的是究竟香港有沒有足夠的政治人才，和如何建立系統以栽培未來的接班人。在一個立法主導的政制下，政黨往往是最強大最有效率的政治人才「孵化機」，覆蓋面更伸延到青少年：美國有小民主黨，或青年共和黨，連共產國家如中國也有共青團。在行政主導如香港的政制下，在公務員架構以外培育政治領袖的主要方法，便是利用政府的公營機構及委員會，讓社會人才從公職的委任中獲得公共政策的一手經驗。
然而，在這種精英式的政治培訓制度下，往往只令這批精英愈來愈跟香港市民疏離，何況政府在物色和培訓政治人才這方面亦做得不好，還是零碎和短視的。加上現時的政黨還流於監察政府的政治角色，連全面地做好政黨的其他功能如政策研究還覺力不從心，更遑論培訓政治人才了。香港委實欠缺了一個整全的政治人才「孵化機」。
筆者試就如何在現有的建制下，實踐培育香港的政治人才以配合政制發展，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
加強利用政府的公職委任制度，作為栽培政治領袖的「苗圃」
政府一向利用其數百個大大小小的公營機構、委員會、咨詢小組的委任議席，達到三個主要目標：一、吸納社會各界人才及其經驗；二、在公務員體制外培育政治領袖；三、籠絡社會精英（或所謂「派餅仔」）。政府委任社會人士，特別是商界領袖到轄下的機構及委員會，提高其「智囊」的多元化，注入一些私人機構的技能及意見，鼓勵有才幹的社會人士透過此等公職去服務香港。這是對政府有莫大幫助的。政府又可以藉此平台讓有潛質的政治人才參與政策的運作，從而熟悉公共機制，是行政主導的政府在公務員體制以外，長期培訓人才的一個重要「苗圃」。
對於政府運用委任的權力去籠絡社會精英並達到政治交易的目的，筆者認為無可厚非，舉世皆然，因為政府必須運用「分餅仔」的優勢，以較低成本去招攬某些社會人士，為其服務，或給予政府某些政治支持。然而，特區政府在過去數年卻越來越側重「派餅仔」及「收買」支持者的目的，而忽略了廣納賢士和培訓下一代領袖的長遠目標。於是我們不難看到，只有幾十個人，每人背著多份大大小小的公職，但其時間和投入程度有限，不能把每個公職做到最好，難道香港就只有這數十個人才嗎？
政府應重新強化其委任的制度，作為政府培訓政治領袖的「苗圃」。如果首屆及二屆特區政府的領導層屬於香港的「第一代」領袖的話，第三及四屆的特區領袖便是「第二代」，如此類推。政府可以先把各類機構及委員會按重要性分為幾個等級，首級公職，如行政會、機管局、兩鐵等，委任給「第二代」的接班人。在這方面，政府現時尚算做得不錯，追尋一下唐英年、田北晨、馮國經在過去幾年的各項公職委任便可看到他們是政府著力培訓的接班人。但對於培訓後幾代的政治人才，政府似乎欠缺了一個清晰的系統，如應利用次一級的公職如貿發局、消委會、生產力促進局等，委任給「第三代」或後起的「第二代」人選。再「外圍」一點或距離政府權力核心較遠的公職，如古物咨詢委員會、青年事務委員會等，則集中委任一些「第四代」或年青之人士，作為其進入公營機構的第一站，也是政府讓年青一輩初試啼聲的一個試點。雖說這類公職是次級或影響力較低，但若能洽當地委任給新一代領袖，他們必有動力及專注力把職責做好，但政府很多時候把這些公職「錯配」給份量過高的人，便會令此等公職被忽視。 政黨應成為香港未來最主要的政治人才「孵化機」
二十三條立法過程及七一遊行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任何政治領袖還需要回到人民當中。故此，政黨不是一般香港市民誤解為「奪權」或「製造噪音」的機器，而是一個最理想的「政治人才孵化機」，因為政黨要爭取選票的政治現實自然地驅使他們去貼近人民。任何有志參政及領導香港的新一代都需要接受政黨的政治培育，從而借助政黨這部「機器」有系統、有組織地與基層連接，同時學習公共政策的分析和研究。
再者，無論你認為二○○七╱○八，還是二○一二╱一三或二○一七╱一八才可能實行普選特首及立法會，香港大部份人（特別是六十歲以下的人）應該在有生之年內都可以見證到普選特首及立法會。換言之，一向所倚重的精英式培訓制度很快會被政黨所取代，所以政黨應為了不久之將來香港可有普選產生執政政府，而不單止現在就要急起直追，從只懂爭取短線的民生利益，擴大到通盤的政策研究，還要「孵化」一批持相同理念的政治領袖和接班人，做好長線的應戰準備。
我們不能因為現時對政黨的表現感到失望甚至乎厭倦，而抹殺政黨在一個健全的政治建制中所能扮演的重要人才培訓角色。政黨孵化出來的政治領袖未必保證能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但沒有政黨做這個「孵化機器」，香港極有可能繼續被不同的「精英」拿香港的市民作他們政治理念的「試驗品」（或甚至乎是「犧牲品」）。
「實習生計劃」是深化公民教育的最好工具
明日的領袖還看今日的青少年。政治領袖的培訓起碼要延伸到大專預科生，亦即是特區政府的「第五代」和「第六代」接班人。筆者認為最關鍵的培訓方法是給與這班青少年擴闊視野（exposure）的機會，採用的工具就是在政府部門、公營機構、非牟利機構等組織設有「實習生計劃」。
所謂「實習生」其實跟「義工」的概念大致相同，都是讓一些自願人士到某組織義務幫忙，不同之處是有關機構對實習生多費一點心思，設計一套帶有教育意義但又能簡單運作的實習生計劃，讓實習生邊做邊學，了解所屬組織的日常運作之餘，還在參與其活動中多見世面，是他們讀完萬卷書後能行萬里路的工作實踐。
筆者當年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留學時，每星期會用十五至二十小時在校外當實習生，曾長時間分別在一位美國參議員、美國國會研究中心，及一所智囊團做實習。用「實習」一詞其實把工作說得好聽了，因為這批大學生知識經驗尚淺，對機構的實質幫助有限，所以往往先要做一些非常手板眼見的「工作」。有趣的是，這些政府部門或機構卻對這些實習生計劃隆而重之，他們會讓所有實習生參與不少會議及活動，亦鼓勵他們多出去旁聽各大圓桌會議、聽證會、研討會、座談會，甚至乎閉門會議，同時又參與各類型的雞尾酒會及茶敘，學習社交技巧。
就是為了這些難得的見識和「世面」，每年都有很多學生爭相申請，程序跟找長工一樣正規和認真，於是年紀小小便開始學習寫求職信、履歷，還有面對數輪正式面試的臨場經驗。過五關斬六將之後，每次上班跟其他全職人員一同相處，學習大人世界的人際關係、專業精神（professionalism）和規矩（manners）。筆者與幾個實習生也就是這樣，穿著西裝埋頭苦幹地在美國參議員的「郵件室」做上幾個星期的開信、拆信及把所有選民每日數以千計的信件整理分類。當然如果實習生能忍耐一下，讓議員助理看到其「小事忠心」的修養，不久便能「升職」，參與政策研究和選舉的工作。
實習期間的確可以令眼界大開，又能結織不少政府官員和學者，令實習生行了萬里路之後，自發性地渴望再讀多萬卷書，因為接觸了那麼多校外高人之後，更發現自己的不足，何況在書本報紙讀到的時事，在實習過程中親眼看到、聽到、接觸到，發現時事可以是那麼真實和親切的，便培養出興趣來。
這種極富有教育意義而成本又極低的「實習生計劃」，是很值得香港政府及非牟利機構廣泛採用的。試想想，一個學生能有機會到立法會祕書處或特首辦工室實習，親身感受過政府的運作，旁聽中央研究組或智囊團主辦的研討會，或某團體與官員或議員的游說過程，思想因而受到多番刺激和挑戰後，他還會有興趣看娛樂版、打機，與陌生人ICQ嗎?
政治人才是要用慢火烹調出來的
培養有素質的政治人才不是簡單地物色了幾個社會或商界精英，給予幾個重要公職和銜頭，就期望他們能在幾年間磨煉出政治智慧、識見和氣魄。政治人才是要用慢火烹調出來的，而政府、政黨和各機構都有能力和責任，各盡其分，為自己、為香港，有系統、有遠見地孵化出一班優秀的治港精英。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講場，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