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特區政府經過精心部署，保駕護航去推出《基本法》第廿三條的立法諮詢文件，在公關策略上先勝一仗，但無減我們對立法建議條文的憂慮，並日後帶給香港長遠且深遠的影響──香港這一制，在一國的大前提下被壓縮得失去原來的特色。
理性、客觀、務實，是討論嚴肅問題的基本態度。我們首先理清一個重要概念──立法是否特區必盡之義？立法是否就是國家整全觀念的實踐？不要忘記，《基本法》第廿三條有關煽動叛亂及分裂國家等條文，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的產物，北京政府目睹港人對民運的投入、動員，以及外國政治力量的活躍，恐怕香港成為反華基地，才想到要立此作尚方寶劍，消滅反對者於萌芽狀態。換句話說，原來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根本不認為有此必要。
香港回歸五年多，中港關係比預期良好和緊密，一切順其自然發展，國家愈開放民主進步，香港人的心就愈歸向，完全不用任何政治手段去威逼利誘。所以，第廿三條的立法雖見諸《基本法》的定稿，立法並非必要。
特區政府很努力去營造寬鬆、平常的氣氛，我們也相信有關官員也曾向北京反映港人的憂慮，游說到若干成效，但第廿三條的立法正把一國兩制最矛盾、最敏感的中港政治差異，透過法律條文來一體化；憂慮豈限於條文的寬緊，更觸及中港兩地對國家安全的概念及定義差距。許多習以為常，行之有效，相安無事的思想與社會運作，會因此法律而窒礙、影響、退避，表面上社會會平和、寧靜、口徑歸一；但香港作為華人社會最自由和豐富的輿論空間，以知法守法的精神去行公民責任的社會，根基將被嚴重的衝擊。
團結港人，共度時艱是中港政府的共同期望，特區政府要就第廿三條立法卻是兩面不討好，製造矛盾的舉措。壓力來自北京，紓解則是特區政府的責任，如果處理不宜，徒令本來改善趨好的中港關係，平添互不信任的元素，負責的政府官員必須看得更高更遠，絕不能按時交差了事。
香港教會絕大多數都是「安分守己」的地方堂會，以傳福音和牧養信徒為志業，表面上可謂完全不受第廿三條立法的輻射影響。然而當我們從歷史軌跡去鳥瞰教會的整全功能，我們就會發現：教會豈不也曾為締造一個和平、公義、自由的社會而付出過？因此，我們提出了幾個思考的方向引發更廣而深的討論，並期望在諮詢期內教會群體作出回應：
一、第廿三條一旦立法，宗派組織對外交流連繫可能觸及的敏感區域。
二、在爭取社會言論及人身自由空間的環節，教會應有的道德責任；以及因部分空間被壓縮下可能引起的效應。
三、倘若真的有人因合理地去爭取權益或發出異見聲音而遭打壓，教會是求自保緘默抑或挺身而出？
四、教會在一國下的定位和兩制下的運作角色。
第廿三條立法，茲事體大，焉能輕描淡寫，以一句「與我何干！」便打發過去？
(第七八八 期，二ＯＯ二年十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