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颖佳
【时代论坛讯】十二月十四日晚上，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讲师骆颖佳为新作《边缘上的香港》出席于小息书店举行的作者分享会，跟十多位读者细谈成书的心路历程、每章的重点以及背后的辛酸。
在骆颖佳新作的封面上，「香」字并不完整，「港」字则被淡化了，彷佛正在消逝。「香港被边缘化」不是新论述，但在香港的历史脉络中，一直有着非常不确定的意涵，不同界别的人一直延伸、探讨、辩论着这个论述。毕业于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骆颖佳，忆述当年在学院中面对九七回归时，「香港身份」成为了热论，但光谱远比今天广阔。他指出，九十年代，后现代理论席卷香港，强调多元、身份认同的不稳定性，什至对身份的本质deconstruct（解构），文化研究兴起，令很多人开始处理身份问题。加上当时台湾取消戒严不久，本土论述非常炽热，或多或少影响了香港。香港学者像也斯、吕大乐、吴俊雄等，也做了很多研究。骆颖佳形容当年自己纯粹因为这道热潮，「策略性」地选上香港身份作为攻读哲学硕士的研究题目，师承前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系主任阿巴斯（Ackbar Abbas）。
为免重复已经有不少人探讨的普及文化题目，骆颖佳选择以「中国民族主义者如何看香港？」作为主轴，没想到回归十多年后，香港民族论成为思潮，那份早已尘封的硕士论文又再跟时代接上了轨道。他自言以前从未想过把论文出版，直至经历雨伞运动，想到这个「老题目」或许也能成为当下的思考角度，在印象文字（属基道文字事工）创办人吴国雄的鼓励下，将这篇论文翻译、重写，特别加上第五章〈快感的回归政治〉后出版。
在骆颖佳眼中，「中国民族主义者」是非常混杂的概念，当中蕴藏着很多不同的类型。《边缘上的香港》中的分析对象便包括了五四国族论述、毛派国族论述、后社会主义国族论述以及新自由主义国族论述。
香港成为民族主义的镜子
「当中最困难的地方乃寻索史料，当年才刚刚有互联网，我都不是太懂得用。写五四时，尚有《否想香港——历史‧文化‧未来》和《香港的忧郁》两本重要的参考着作，处理毛派论述就真的相当懊恼了。」骆颖佳说，六七暴动作为最标志性的事件，却没有太多史料，很多资料即使在香港档案局都找不到。他花了一整年在香港大学的图书馆「刨」《文汇报》和《大公报》，看了差不多十多二十年的报纸，慢慢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六七暴动过后，《文汇报》出现了极多关于香港人北上求医和工业意外的小说故事。后来我又看了很多六十年代的港英年报，又看到英政府刻意以清洁运动和经济城市来建构香港人的身份。很明显官方以卫生和经济建立社群意识，左派报纸则提出Counterargument，两套论述一直在对抗着。而当时左报的论述方式很少严谨地说理，主要以挑动怨恨以获得认同感。」
骆颖佳指出，较早时代的民族主义者会把殖民时期的香港人批成不中不西的背叛者。但面对九七回归的大命题，加上中国自身的经济开放，来到邓小平时代的后社会主义国族论述时，已放下对香港人身份的批判，尝试转向把香港的经济成功归功于华人资本家李嘉诚、郑裕彤等，把他们捧成击败英国殖民者的民族英雄。「当时中国处于后文革时期，经济体系的转变，其实自身都是正在建构自己的主体，香港便成为当时民族主义的一面镜子。」至九七回归后，民族主义者又建构出香港背靠中国经济发展而获益的论述。「我发现他们愈来愈像英政府的殖民手段，把香港人简化成享乐主义者，只追求经济物质享受。例如中国电影《港囧》便借着香港背景肯定中国新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香港在大他者眼中是失踪的
骆颖佳在撰写的过程中，不断反覆思考：回看这一百年，香港人在中国民族主义者眼中究竟有一个怎样的位置？「当我重新编修前四个章节时，我从帝国崛起的边缘下的香港，即以『大他者』来看，香港的悲哀是其实这个『大他者』从来都无注视过香港，他只是不断利用香港这个身份来满足自己在不同年代的Nation Building的Project而已。」他指出，以精神分析的角度，一个人的自我建构是需要他者的。而拉康则提出「他我」或列维勒斯所提出「自我主义」，乃是只从自身的主观意愿来建立出他人的身份，漠视了他人的自主性。「我大胆说，香港在民族主义者眼中只是幻觉，他们只会利用香港建构国家的身份。过去一百年中，香港在大他者眼中是失踪的！不是香港不重要，只是他们没有好好地认识过。」
因此，骆颖佳总结时提出：一、民族主义者的思考很狭窄；二、他们很情绪性，香港能否摆脱以大他者作为定位香港的座标呢？「现在都有不少人在讨论香港作为亚洲论述的可能性。其实以往的香港正是和南洋城市作为一体，会把流行文化输送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地方。」他强调，不是要放弃抗争，而是放开以他者作为敌视对象的二元对立，让香港的本土意义能够变得更广阔，对未来发展有更多的想像。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新闻，2016.1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