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在职场上，不少从事清洁服务业的工人都受雇于外判制度。不过，由于他们的议价能力较低，往往成为被剥削的一群，承受较低的报酬，亦难以向资方如实反映问题。十一月十七日，新福事工协会关怀贫穷学校及香港基督徒学会合办了一场座谈会，探讨本地劳工在外判制度下被剥削的情况。
陆颂雄：公私营机构外判制度普遍
工联会劳工界立法会议员陆颂雄指，为精简架构及减低成本，清洁、保安行业普遍采用外判制。而且，对公私营机构而言，当外判承办商出问题，她们可以置身事外，转移责任，亦是采用外判制的诱因。向来，外判制问题多多，不时引起劳资纠纷。按他接触的个案所知，其中一项劳资较多纠纷的地方是合约结束后长期服务金及遣散费安排，外判商用尽方法逼令工友自愿离职。另外，工友加班情况普遍，但外判商取巧地克扣加班费。他指出，未来他将会针对性处理公营机构的个案，提醒工人合法权益并向政府施压，争取逐步减少使用外判制。在立法会，他则会向政府提出质询，务求政府公开更多相关纠纷个案，使大众了解问题。
有工人代表分享指，清洁行业内外判商拖欠薪金、遣散费情况普遍，亦有工人因工受伤，却被外判商乘机欺压。她认为工友不可怕事，应团结争取应有福利，否则只会被外判商愈加欺压。她批评，不向外判商施压，他们不会作出任何回应。她建议有需要的工人除工会外，亦可向劳工处求助，争取应有福利。
梁业汉：政府应从改革制度入手
清洁服务业职工会总干事梁业汉补充指，外判制度不是将责任转移，而是使无人需要承担责任。外判商与资方互相推卸责任，往往需要工会、议员施压，协助工人争取应有福利。他认为最理想是康文署、食环署、房屋署直接聘用工人，但机会不大。他以泳池清洁工人为例，指出政府部门削减开支，承办商得到更少资源，从而令工人待遇更差。他认同陆颂雄指要求政府逐步减少外判制，亦提出应在招标制度上着手，惩罚对工人待遇较差的外判商，促使外判商改善工人待遇。他期望劳工团体合作向政府施压，改善制度。
冯炜文：外判制不符公义
资深神学工作者冯炜文指，普遍信徒会认为应先了解圣经的教导，指明基督徒应如何做才行动，但他并不同意。他认为信徒太离地，理应走进人群中，同甘共苦，才知应如何行动回应。信仰并无清楚教导现时应如何处理外判制。
冯炜文认为，公义不是分配问题，而是交代、问责的问题。神是公义的神，不是人人平均分配就是公义，立约双方皆遵守协定才是公义。可惜，神守约但人不是每次守约。在香港，工资低不一定不公义，但需要作出解释。他认同外判制令工人难以向资方问责，故此外判制可称为不公义。
现法例存灰色地带
在答问部份，有会众提出在政府部门，不少雇员亦有外判情况，可能更难得知实况。陆颂雄回应指，政府部门判上判情况普遍，比纯外判制更恶劣。他认为，政府部门在投标制度上，各有不同处理手法，并不重视对工友待遇情况。而且，由于现时法例存在灰色地带，外判商之间普遍不准备合约完结时遣散员工，从而拖欠遣散费，或使计逃避遣散责任。他亦举例，指出有港铁的清洁外判商采用公积金，却取巧地解雇员工，令外判商不需付出任何公积金费用。政府对外判商合约弹性不足，资源不足，亦会使外判商为难，影响工人待遇。
冯炜文问到，以合作社模式取代外判制是否可行。梁业汉指，在香港法例下营运合作社被限制规模、运行模式，难以收支平衡。政府若不着手改变、检讨政策，制度难以行得通。
工会政治立场不同亦有合作空间
那么，政治立场相左的工联会与职工盟，能否互相合作呢？冯炜文称，政治立场不一，不代表不能合作。他认为工联会涉及政治因素，未必是最好的工会模式，但当年他身处的基督教工业委员会与工联会间也曾合作，重要的是为工人争取权益的目标一致。现时因政治形势，相信两大工会难以再如以往合作。陆颂雄指现实上工运与政治难以分开，同涉及利益分配。他认为最重要是打开缺口，逐步争取。他相信，未来两工会有空间，合作为工友争取权益。即使不能合作，都不应批评对方取态，团结才是最重要。梁业汉认同不应互相批评，但他指启蒙工人的意识才最重要，并非由领袖单一带领。现时两工会势力强弱明显，实际上弱势一方可能要多迁就强势一方。冯炜文指谁是强弱，于信仰上并不明显可见。在华人社会，我们往往认为工人就是弱者，但未必是事实。作为信徒，我们不应被权势理念所骗。于管治香港方面，人人都是配角，中央及特首都如是。
主持人香港基督徒学会干事邓颖辉总结指，权力及权势是一种力量，人以为拥有权力，实际可能被权力操控。上帝国度最终会降临，掌权的是上帝。面对失望处境，但不需要绝望。
是次座谈会假新福事工协会举行，有近三十人出席。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每日新闻，2016.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