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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国家」的存在

受到被喻为二十世纪「危险的心灵」——德国纳粹时期天主教政法学者舒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的理论学说所影响，廿一世纪英语学术界近年出现了一批关于「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文献和政策讨论。¹ 综观，「深层国家」论述指出国家政权除了有客观实体的各种机关、制度、法律和官方程序等等可以用一般「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方法去验证的「公共国家」（public state）之外，国家政权一直存在着一些隐形和秘密的影子国家权力网络和制度；即「深层国家」。它们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它们的操作场域同时在公共国家之内和之外，它们一直干预和影响着各种公共事务的过程和结果。

虽然这种隐形的国家权势一直存在，但是基于一些客观原因，它们则无法以正常的研究方法去验证。然而，这些隐形的「深层国家」权势却又一直影响什至主导了人类的政治生活。

笔者同意有学者认为非西方政体、例如泰国，一直被一组由军人、法官、学者和皇族人员组成的「深层国家」网络所主导。他们虽然作风低调和表面上不积极介入公共政策讨论，但是却拥有实权，并一直影响着事态发展的过程和结果。²

「深层国家」的无处不在

然而，这种「深层国家」权势并不是「非民主」和「威权」政体所独有的。在西方「民主」政体中亦有。例如，英国政府的「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通称「军情之处」（M16） 前局长 Sir John Sawers（2009-2014）曾公开透露他是如何加入情报工作这行业的。话说他在英国诺汀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读书期间，参加了学生会组织，任秘书长。基于学生会工作的关系，他需要与大学高层定期协商和打交道。一次，有一大学高层人员向他提出可以接洽军情之处的可能。纵使他当初感到惊讶为何大学高层与秘密情报局有关，他也加入了这行业。³

其实，这种隐形和秘密的「深层国家」互动和关系发展在民主和非民主政体内都一直存在，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承认和诚实地面对其存在。

有鑑于这种「深层国家」权势的无处不在，笔者有感信徒会很自然地在国家、政府和其他场域中意识或遇见到它们的踪迹、操作什或接洽。当然，这或者对基督现实主义者来説，是一些「作盐作光」的好机会。但是，我仍然觉得有需要去点出在当中作见证的伦理挑战所在。

「舒密特复杂处境」解说

综观，在「深层国家」内见证的伦理矛盾可以「舒密特复杂处境」（the Schmittian complex）去解说。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主权者主义」（sovereignism）：舒密特所建构的政法理论一直围绕着以一「主权者」（sovereign）这集司法和武力于一身的独裁者的身份和功能去理解「国家主权」（state sovereignty）这概念。主权者便享有额外的自由能游走于法律和武力之上或之外。他／她所作的决定虽然会因应实际政治形势和需要而为，但是主权者的无上权力已被法律和军队掩护，所以实与传统民主政治理想有所脱离。

虽然他／她受自己或他人所建构的民主政治所规管，作为政治过程和危机的调停人，主权者拥有近乎「神」的神圣地位和超然权力。这便置信徒于一个矛盾当中：由于主权者会以近乎神的形象示人，服侍这权势的信徒便自然要面对「拜偶像」的伦理张力。

二、「决策主义」（decisionism）：由于主权者的决策过程并不单于「常规的」（formal）机制（如议会）和程序内（如官方委员会）所进行，他／她便能于非常规的隐藏网络和具弹性的渠道内进行。这网络内的人员便较容易以具信任和坦诚的互动去营造共识和作决定。于是，当他们所作的决定与那些多以交换利益和角逐权力的常规公共议会和程序有分歧时，代表深层国家的主权者所作的决定便自然会凌驾公共国家机构所决定的。这多以介入和调停手段去将一个决定取代一组互相对抗的立场之上。

所以，决策主义的特点是主权者所作的决策所经过的商讨过程是不会透明和公开进行的，此为「决策主义」的非民主核心精神。如果有信徒已成为这深层权力网络的一员，他／她便自然要平衡这隐密网络所代表的利益和之外的利益之间的冲突、他／她一方面不能也没有必要去完全认同「深层国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另一方面他／她也要有准备去在这权势中适切地去提出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以免「深层国家」被某种单一利益和观点完全主导了讨论和决策。

三、「机密主义」（confidentialism）：由于互动和讨论内容具政策影响力和容易引起公众争议，深层国家网络多涉及机密和以保密形式去处理讨论内容，防止涉密的可能。但是，机密主义也可以是一种压制言论自由的工具，特别是当机密内容有违反当事人的价值观和伦理立场时。这便置信徒于一个矛盾当中：一方面他／她要遵守保密原则，另一方面他／她会因为对保密内容持不同伦理立场什或相反意见而要抉择去违反保密原则。

再思「基督现实主义」伦理支点

一九三三年，舒密特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加入了纳粹党，其学说则与纳粹党部分路线和意识形态一直发生共鸣共振。⁴ 他便提供了一个「基督现实主义」的极端例子。活在纳粹的「深层国家」当中，舒密特发展了一套以「主权者」和「决策主义」为核心概念的国家主权观和司法观，并授予「政治神学」的属灵内涵和地位。他不单没有倡导自由民主政治精神，反而合理化了非民主的国家政治实践。

从这个角度看，「深层国家」提出了一种「两个国家」论（dual statehood）。现代自由民主政体都包含着一个民主、公开的和可验证的面向，但也包含了一个隐密、不透明和不可参与的非民主面向。

信徒活在这「两个国度」之中，除了要面对以上三种伦理矛盾之外，我想核心的是要时刻认知到这两个国度虽为地上国家权势的自然构成的一部份，它们实质上仍为马丁路德所提出的「两个国度观」（Two Kingdoms doctrine）中天国所统管的地上万国权势的一部份。（见笔者文章，〈从马丁路德的两个国度观探索深层民主〉，刊《时代论坛》，二○一五年六月廿八日）。从而能知道怎去祷告寻求属天智慧去面对当中的张力，才能更得他力地去于非民主的「深层国家」和民主的「公共国家」之中去作合宜的见证。这是因为在任何国家政治场域中，因为天父上帝的带领和掌管，无论她／他情愿与否，因着上天地下各权势的自然流动和交错，总会有信徒被安排参加公共国家（例如选择和议会政治）和深层国家（例如情报和安全工作）当中。

（作者为英国巴斯大学政治、语言与国际研究学系副教授）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