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篇）
三种回应
面对权力的傲慢，我们通常有三种回应方式 : 视而不见、奉命行事、智慧应对。
1. 视而不见
笔者于书序 :「在公在私经历不少教会冲突故事，然而一旦事件过后，各方当事人却假装事件不曾发生那样，组织运作一切如常，往往解说事件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恩怨，纯属个别事件。但这些个别事件往后陆续发生，只因我们从不正视真实，逃避责任，没有从上一趟事件中学习与领受功课。」(7页)
南方朔于《自由时报》写了一篇文章〈权力的傲慢是一种精神疾病〉（2013年1月20日）引用1970年代美国学术界对权力的病理学，其中纽约州立大学教授沙兹（Thomas Szasz）及加州精神科医生等，一起探讨权力的精神病理学，提出不少洞见。
沙兹指出 :「虽然大家都知道人生而自由，但很少人知道人们其实是被很精密的锁链所困绑，统治者会自居主张，而后划分敌我，形成一种排他性的压迫结构，他们是好人，别人则是邪恶的坏人。当出了问题，别人的意见，它就是不理会，纵使别人的意见再好，它都假装没听到。」
华人教会处理这些人事纷争，通常惯以「顾全大局」、「维护声誉」、「大事化小」等，就用人的智慧把事件「模糊化」，于是原告成为被告，或投诉人沦为滋事者。体制领导层明明出了问题，然而组织内员工为求「明哲保身」，大家识做而不会唤醒那些于「铁屋子里装睡的人」。装睡是可怕，可怕在一个「装」字：明明认清形势，了解实况，但就是装睡不行动，神拿他也没办法。我有时也会装睡，明哲保身。
沙兹教授继续讲论 :「等别人忍无可忍而开骂或走上街头抗议，这时候它就忽然精神抖擞了起来，替别人猛贴标签，说别人就是本性不好，有攻击性，容易歇斯底里等。它就靠着这种贴标签，而造成大众的习惯，于是它那种压迫就反过来证明有理。
沙兹教授指出 : 「压迫的体制，本质乃是一种精神变态，它以精神虐待别人为满足，别人有什么意见，它就是不理，等到别人忍无可忍而开骂或抗议，始作俑者的它就可以透过贴别人标签而占到恶人先告状的便宜，权力的虐他者可以享受到虐他的极大乐趣与好处，这也是虐他式的压迫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
今日有为数不少堂会、机构、神学院等，成为「变态体制」，有些每两三年便发作一次，特别是员工续约时，有时是教牧传道要走人，「郁郁而终」(孙牧)，有时是信徒背负罪状含泪离开。未走的，就要受到章诒和女士所形容 :「意味深长的关注。」宗派领袖关注你，堂主任关注你，长执关注你，所有人都在关注你。
当教会领袖面对社会种种不义，以不同借口解说，政教分离是最好护身符。我们当众洗手，侵犯新闻自由与信仰无关；践踏人权与教会使命无关；内地拆封教堂、通过《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与本港宗教自由无关；教会领袖，最喜欢就是扮作彼拉多。
宋泉盛于《第三眼神学》：「对社会不公义及政治反常的现象表示关切之情，往往被冠上『干涉政治』的罪名……他们很少会想到，对统治者无条件的服从也是一种政治参与，而且是最可悲的一种。」正因为我们有很多旁观者、花生友，结果是奸人当道，任意欺压。我承认有时我也会明哲保身，作花生友，视而不见罪恶。
2. 奉命行事
电影《汉娜鄂兰：真理无惧》(Hannah Arendt)，讲述这位逃离德国的犹太知识分子，后任教于多所美国着名学府。她一向致力研究极权主义，1961年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身份，参与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讯过程，其后于刊物发表文章，引发极大的争议。他不否认艾希曼所犯之罪，对方辩护是「奉命行事」。 汉娜鄂兰经思考整理后，把文章成为书《平凡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让世人尝试了解「平庸之恶」。
汉娜不畏批评指出当时「犹太委员会」亦须对犹太人屠杀事件负起责任。犹太委员会为求自保，与纳粹合作，于是犹太领袖提供了「遣送名单」予纳粹。犹太人为了生存，识时务者为俊杰，出卖良知，服从命令，放弃思考，这便是「平庸之恶」的共犯。
昔日的「犹太委员会」，对比今日香港教会，当信仰群体放弃思考，失掉人性，只跟大队而行，悲剧与灾难便不断重演。当我们「应做的不做」，任由无辜弱者受到体制欺凌，于是人人「奉命行事」，这便是「平庸之恶」。我有时也会犯上「平庸之恶」，为了个人利益而成为「共犯」。
汉娜于课堂演讲 :「思考能力的缺失为芸芸众生犯下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恶行创造了可能性。思考，就像是在最安静的时候面对自己；思考并不需要更多的知识，而是获得分辨是非美丑的能力。思考赋予人们度过关键时刻的力量，从而防止灾难性的后果。」 如今正是香港教会好好思考教会怎样应对极权政府。资中筠把内地知识分子分为两派 :「其实两年以前就有准备『玉碎』之说，另一种倾向是『留得青山在』，以妥协换取生存，但是妥协以不损害原则为底线，有人戏称『青山派』和『玉碎派』。坦率地说，我属于玉碎派，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祭文〉2016年7月28日）看来，面对政治强权，大多教会领袖选择作「青山派」，而宁愿做「玉碎派」的肯定是极少数 !
3. 智慧应对
笔者尝试以「人情世故」作为应对制度权力傲慢的合宜取态。我们要肯定个人、活出有情群体、并要走进世界与人分享生命故事。
3.1 肯定个人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说：「政治权力也是一种权力，没错，但绝不是唯一的权力。有一种权力是没有办法描述的，那就是人本身。」（《真理的护卫者：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74页）
人的罪性使权力制衡变得非常重要，要有明确制度、章程文件等防止滥权。人的骄傲，我们总从自己利益立场来看待公共事务。堂会、机构总是本位主义，教牧要植堂，装作看不见其它堂会存在；差会差派宣教士，同样装作当地没有来自香港作同样服侍的工人；神学院扩建同样装作全港只有一间神学院，不扩建就有负于主了。
对抗强权，无论是政治或宗教，独立个体是重要，James Houston于《喜乐流放者》（Joyful Exiles）论述:「个人的呼召先于机构化生命」。教牧与信徒，要重申个体化先于专业化（personal above professional），社会不要埋没人性的技术官僚，教会同样不要压制人性的专业教牧。
3.2 有情群体
权力必须要平衡，不只要有独立思考的自主个体，还要形塑真诚有情的群体。有教牧认为占中带来教会撕裂，我不太认同。其实，教会长期处于「虚假群体」（pseudo community）情况。真实面目是「虚假失真群体」，表面看似相安无事，以和为贵；实质是各自修行，互不过问。心理治疗师兼作家派克（Scott Peck）理解真实群体的养成，就是走出虚假失真，期间经历混乱与冲突，才能迈向真诚互信。可惜是华人教会的「息事宁人」文化，教牧要做「好人」（nice guy），于是教会群体只能继续「虚假失真」而未能过渡至「不打不相识」的尊重与谅解。
巴默尔（Parker Palmer）说 :「团体就像个金属的熔炉；团体代表了不同自我的碰撞，哪里有因放弃自我坚持而来的痛苦，哪里就有找到应许的出路。」〈团体力量大〉。当真考验来到，政治现实反映真实人性，有些拒绝向政权效忠，有些作出妥协，要爱国又要爱上帝。
3.3 走进世界
教会本应教导信徒进场世界，作光作盐；可惜是宗派与堂会为了本身利益，再加上内地事工的顾虑，什至限制教牧与信徒参与公共事务。两年前，有一群教牧自发组成「教牧关怀团」，当时有部分教牧确实承受来自宗派与堂会压力，我开名为发言人，不是我有什麽个人之处，乃是我背负包袱较轻；我们进入现场，见证信仰群体真实与民同在。
3.4分享故事
正如冯炜文所言，孙牧可以这样具名书写故事，可成为所有权力受害者提供出路。分享故事本身就是医治心灵的过程，不是控诉，也不是自怜。教会要有足够承载量，让更多人性故事可以分享，圣经从来没有歌功颂德、成王败寇来书写历史；若是这样，肯定删去了大卫的婚外情及其它圣经人物的失败故事。孙牧所言 : 「理直气和、据理铺陈」正是我们分享这些人性故事应有的态度。
（此为笔者于2016年10月11日「在边缘处，恩典留痕」第一场发言稿。）
（此为笔者于2016年10月11日「在边缘处，恩典留痕」第一场发言稿，现分两期刊登。）
编按：本文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http://www.hkchurch.org），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