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库 > 昔日讲场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一、政制可不变吗？

有人埋怨，泛民主派为争真普选与中央恶斗，令人烦厌！可是，回归十九年，没真普选的香港是什么光景？中央高度介入特区事务，香港人对「一国两制」信心降至新低，种种治理不善的指标是半民主丶半独裁制度愈趋独裁的恶果。

按无国界记者调查，香港新闻自由度由二○○二年全球排第18 位降至二○一六年的第69位，是二○○二以来最低。廉洁方面，国际反贪腐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二○一五全球廉洁指数排行榜，在168 个地区中，香港排名下跌至第18位，是九年来最低。贫富悬殊亦趋严重，坚尼系数由一九九六年已十分严重的0.518 升至二○一一年的0.537；同时，香港人向上流动的机会亦大幅落后于众多民主国家。回购领汇、消除妇女贫穷、加强竞争法制裁反竞争行为的动议，在立法会被商界主导的功能组别与分组点票机制一一否决，半独裁政制令收窄贫富悬殊难上加难，种种弊端充分反映在缺乏真普选的政制下，整体治理水平、普罗大众的生活水准，以至大学生未来前途，是愈来愈差，令港人对前景失去信心。

最近，政制走向独裁变得愈益明显：「国立」事件、何韵诗因支持香港民主运动被打压、大学学术自由面临严重威胁、以致北京打压香港出版自由的林荣基事件，先后在香港发生。若不正本清源，延续半独裁政制，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只会加剧，对香港未来繁荣、稳定、自由和发展前景构成灾难。^[1]

二、民主有助管治

世界银行良好管治指标之一的问责评分，一九七五至二○○五年期间民主国家的得分抛离非民主国家，就算是低收入民主国家，都比非民主国家得分高。民主国家在管治其他指标包括法治、政府效率和防贪的评分，平均亦比专制国家高四成至五成，上述民主制度的优势有利于经济发展。

联合国大会早于二○○○年通过决议，建议全球落实民主。民主制度在世界备受推崇，不只因为它比非民主制度更能改善管治和促进经济发展，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印证民主程度愈高对促进自由、政治稳定、快乐水平及减少贪污、饥荒和屠杀就愈佳。此外，民主制度成立愈久，对促进男女平等及减少贪污亦愈佳。诚然，民主制度亦有缺点，需要改善，不过，正如丘吉尔所说，民主制度的缺点显然比非民主制度轻微得多。怪不得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唯一的亚洲人森尔教授认为，尽管二十世纪全球曾发生很多巨变，但最重要的改变始终是全球的民主化浪潮。^[2]

三、非暴力民主运动，是推动民主化最重要因数

二十世纪全球「第三波民主化」中的67个经历政治转型的独裁政权中，由民间社会发动的强大且高凝聚力的非暴力民主运动，是推动民主化最重要的因数，其中在50个国家里更是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独裁政府不能独自治理社会，需要与被治理者／市民合作，成功的非暴力公民抵抗需要团结、计划与非暴力。非暴力不仅需几个领导人的牺牲，亦需民众参与。非暴力公民抵抗包括至少198种战术，包括抵制被操纵的选举、拒绝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为不道德法律作出公民抗命。^[3]

四、应否悬空基督教十席选委？

基于《行政长官选举条例》，二○一二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长由一千二百名选举委员会委员选举产生，当中写明由基督教协进会提名十位基督教人士作为选举委员会委员。而二○一七年之特首选委，将沿用原有方法产生。

笔者赞成同意悬空基督教十席选委，理由如下：

正如中文大学神学教授龚立人所言，如何产生基督教界别十名选委涉及怎样定义基督徒。以往做法以受洗加入教会或教会会员来界定基督徒。「但这界定并不合符神学，因为人心里信就可以称义，口里宣认就可以得救。」（罗十9-10）^[4]

另外，要有认真的教内选举，基督教需要全面的选民册、严谨的选举规则和监察制度等等。从过去数届来看，大多数教会都不愿意拨出数千万元进行教内选举。 ^[5]

结果如何？根据于二○○六年及二○一一年教内选举监察员胡志伟牧师所言：

「整场选举游戏是候选人提名参选后，便动员与其友好关系的堂会，登记为堂会票站。与候选人友好的堂会，愈多登记为票站，便愈有机会取得高票当选。⋯⋯大部份选民于其堂会根本不能取得所有参选人的竞选宣传，基督徒选民要清楚了解参选人的政纲或将来投票的意向，简直是不可能，于是选民投票予谁，就看参选人的知名度。」^[6]

而且，以往教内选举的宣传期极短，以二○一一年为例，宣传只有廿三日，比区议会选举还要短，部份堂会基督徒就更趋向只支持自己堂会的候选人。二○一一年参选的姚仲匡，当年抱着深化民主教育的心参选举，「慨叹连基督教界的『选举』也只是小圈子选举。」^[7]

还有，胡志伟牧师强调教内选委毋须问责，「差不多所有『教内选委』从不公开向教会交代其明确投票予哪位特首选举的参选人，『教内选委』确实可以『走数』。⋯⋯这些教会领袖平常不敢就公共事务公开表达意见⋯⋯却为了接近权力而忽然参与⋯⋯什至公器私用！」^[8] 怪不得自回归以来，以往教内选举胜出的所谓基督徒代表，主要都是亲北京力量。

简而言之，正如胡牧师所言：「『基督教界教内普选』根本不可能做到公平、民主的选举，因为从宣传方式、论坛的筹备、票站的安排，根本做不到民主的程序，反而凸显选举的不义。」他认为，「『教内选举』未能加增民主成份，如公平与公正，反而凸显大堂会的动员力量，只见民主的劣质化。无论怎样做，现实不是一场公平的民主游戏，一间超级堂会票站已能动员有过千『铁票』，我们所做一切，其实只成为『帮凶』，让『中联办』更易操盘，游说教内建制人士参选，取得选委的席位。」^[9]

结论：「公民不合作运动，寸土必争」

二十世纪全球民主化，非暴力民主运动是推动民主化最重要因数。非暴力抵抗包括抵制被操纵的选举、拒绝一个政权的合法性。^[10] 协进会罢交十席基督教选委予政府，能凸显整场选举游戏的不义，削弱半独裁政制的认接性，有助推动香港民主化。

港人不要妄自菲薄。雨伞运动七十九日，警方无发射橡胶子弹，没有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式清场，一种说法是六四这笔债未清，中央不想背新债，我认为不是一个充分理由，另一理由是因为大陆需要香港。香港人长期被洗脑，形成的观念是没大陆关照，港人生存不了。其实，香港人往往忽视本身议价能力。

大陆需要香港的金融中心

香港占国内生产总值与一九九七年相比尽管缩了水，但中国要成为一高收入国家，它必须开放金融业，而香港是这个金融自由化的不可缺少渠道。大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香港角色在全球重要性排行第一，远远抛离伦敦和新加坡；在长期建立的法治公正、透明的法院保护下，香港成为中资公司集资最重要基地：二○一二年至二○一四年下半年，中国企业在香港发行股票筹集了430亿美元，比整个大陆筹集的250亿美元更多；事实上，恒生指数成分股超过一半是中资公司，在去年下半年涉及接近十二万亿港元；深港通帮助大陆调动资金，最受惠不是香港，是大陆；此外，香港作为亚太区财富管理中心的重要性有增无减。正如《经济学人》所言，中国从香港这世界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地位大大受益。

中国面临经济危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chael Spence在《纽约时报》坦言对中国经济非常担忧，这个低收入国家急速变成中收入，然后无力拉上去，其中一重大障碍是国企改革一拖再拖，严重阻碍中国经济转型。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去年在《金融时报》亦提出类似警告。

过去一年不少传媒报道，资金流出大陆比流入多，原因是工资上涨，工厂倒闭，单靠内部消费又未能取代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中国面临的经济危机比以前大很多。历史为证，当专制政体面临严重和持续的经济危机，有利促成自由化和民主化。

被动等待中国政改，非推进本港民主良方。按近期跨国研究，强化民间组织、独立传媒以及动员群众参与非暴力抗争，对实现民主起关键作用。

强化民间组织 民主理念遍地开花

短中期而言，民主运动参与者有必要强化民间组织，在社区深耕细作，把民主理念遍地开花， 动员市民积极参与社区政治，包括区议会、立法会、村代表选举、业主立案法团和学校家教会等地方组织，重建民主运动社区基地。

雨伞运动，按中大统计，获得约一百二十万人实质支持和参与，加上超过三成多的全港成年人在态度上支持，在中央赤裸违反《基本法》，收紧对香港控制下，如何有效利用民心，将之变成实质资源来捍卫香港自由和追求民主，是民主运动一大考验。近来十八个新兴专业团体为政改发声，是久违的惊喜。但愿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可持续发展，影响行业内外民心。世界各地经验证明，包括教会在内的民间组织对民主的持续支持，大大影响人权能否受到保障，民主化能否成功。 ^[11]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