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先生近期的言论，他认为港人真正的本土情怀是热爱香港；关心港事，包括政治、经济、民生；珍惜爱护香港的价值、社会制度与秩序。曾司长的网志尝试以手足情谊（brotherhood）来定义港人强烈的本土认同1，其后他在另一篇网志又以「所罗门的审判」中那位爱惜儿子的母亲2，来申说本土人应有心怀，指出为母之道（maternity）「不会接受儿子被劏成两半，更加不可能接受由自己充当刽子手」，旨在说明年初一晚旺角的滋事者并不「本土」。3
以「为母之道」（maternity）做比喻，预设了人与生俱来的骨肉亲情，即使世道艰难，牺牲自己的好处也不会动摇分毫。但「为母之道」这人性本质并非一空依傍地存在，它动摇与否跟处境中的社会政治状况息息相关。所罗门断案的谋略能够成功，在于案中苦主的母爱凌驾其他考虑；若母道崩溃，所罗门也不会知道两个妇人的真正身份。但同样重要的是，母亲的身份也预设了一个人能够践行母道的社会──当中最低限度有王能够断案，人能够相信审讯可带来公义。
所罗门的案件中，为政者依赖母道不被动摇的事实才能够明辨是非；同样，苦主也预设了一个能够让人实践母亲身份的社会。以此比喻香港的本土身份，曾司长强调了其中一面──港人应无条件珍惜爱护香港，好像母道在挑战中仍不被动摇。司长大概明了为政者其实完全依赖市民拥抱健康的本土情怀，才能够有效施政；但司长却似乎忽略了若没有合乎常理的社会条件，所谓健康不暴力的本土情怀是不会增长，什至无以为继。
所罗门的案件应该与列王记下六章24-33节平行阅读4。两段叙事相似之处──两个妇人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已死掉，妇人将冤情带到王面前。
「亚兰王便哈达征召他全部的军队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发生了极大的饥荒，敌军继续包围，以致一个驴头要卖九百克银子，两百克的鸽子粪也值六十克银子。以色列王在城墙上经过时，有一个妇人向他呼求说：『我主我王啊，救救我！』……王对她说：『到底有什么事呢？』她说：『这妇人对我说：把你的儿子交出来，今日我们好把他吃了；明天我们可以吃我的儿子。于是我们把我的儿子煮了，把他吃了。第二日，我对她说：把你的儿子交出来，我们好把他吃了。她却把她的儿子收藏起来。』」
在这可怖的城里母道已经瓦解，人吃人成了新的常态，两个妇人（可能也包括她们丈夫和其他家人）先分吃一个孩子，相约再吃另一个。但有人破坏合约精神，把自己的儿子藏起来。藏起来是为救他性命，抑或有更险恶的原因（留来独食），叙事没有交代。
列王记下六章叙事中的以色列王约兰，并不能如所罗门一般智珠在握，一方面是固然是因为他对围城束手无策，更是因为母道崩溃标志着社会上其他形式的信任早已荡然无存。价值颠倒，连最可信赖的骨肉亲情也不复存在，则统治者代表的行政秩序和司法制度已是毫无意义。
社会生活和秩序在饥荒中先行瓦解，随后是「为母之道」崩溃，而不是相反的次序。母道崩溃是结果而不是原因。骨肉亲情并非不可摇撼，人性可以被扭曲至宰吃亲儿（parental cannibalism），但更可怖的是吃人者却仍期望他人遵守合约精神。若言部份港人的躁动以至诉诸暴力抗争不是本土精神，本土理应有如为母的温良，但与此同时却对贫富悬殊置若罔闻；对谎言政治哑忍；对意识形态操控把港人生态肆意扭曲无动于衷，则这样倒果为因的比喻，对塑造港人的本土情怀没有正面帮助。
港人本土意识以躁动和暴力抗争表达，恐怕不能通过将他们定义为非真正的本土便打发了。司长在预算案演辞指「一小撮失去理智的人，对执勤的警务人员和采访记者作出严重的暴力行为，引发大规模的暴乱」5，假设大部份初一晚上旺角街头庆祝新年的市民都是爱惜秩序而又理智的真本土人，何以「一小撮」失常的人能够挑起「大规模」的暴力？抑或其实理智与秩序只是薄冰一层，盖着下面一个汹涌大海？
（作者为中国神学研究院延伸课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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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03.09）
1. 曾俊华：〈喇沙与我〉，2015年12月27日；http://www.fso.gov.hk/chi/blog/blog271215.htm，〈财政司司长财政预算案演辞（一）〉，2016年2月24日；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2/24/P201602240300.htm。
3. 曾俊华：〈猴年愿望〉，2016年2月14日；http://www.fso.gov.hk/chi/blog/blog140216.htm。
4. 王下六24-33与王上三16-28作平行阅读的讨论，参Stuart Lasine, “Jehoram and the Cannibal Mothers (2 Kings 6: 24-33): Solomon’s Judgment in an Inverted World”,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50 (1991): 27–53; Hugh S. Pyper, “Judging the Wisdom of Solomon: The Two-Way Effect of Intertextuality”,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59 (1993): 25–36; 及Stuart Lasine, “The Ups and Downs of Monarchical Justice: Solomon and Jehoram in an Intertextual World”,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59 (1993): 37–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