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年的农历年初一晚至初二凌晨在旺角街头发生的暴力冲突，我们该如何看待？
先看不同持份者的说法。特区政府官员说，这是暴乱，向警察掷砖的是暴徒，须以暴动罪检控。中央政府说，这是个别本土激进分离组织策动的暴乱。好些大学的学生会发声明说：警察滥用暴力，向天开枪及擎枪指向示威者，学生永远站在反抗者一方。民主派议员说，暴力应受谴责，但政府施政大失民心积累民怨才是根本成因，应成立独立委员会全面调查。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使用暴力伤害他人身体，一般情况下都是错误的，文明社会不会容许。《国际人权公约》订明，每个人都享有天赋人权，包括人身安全和自由，以暴力伤害他人身体，不论是执法者、记者、示威者或旁观者，都侵犯基本人权，违反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原则。中国传统伦理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基督教伦理说，最大诫命是爱上帝及爱人如己，都包含非暴力原则。
反对暴力的伦理准则有例外吗？有，常见的例外有三种，一是战争，二是革命，三是自卫，在这三种情况下使用暴力，视乎程度和理由，有可能被容许。旺角当晚的情况，属于这三种例外情况之一吗？表面看来不是，如果有人不同意，或者认为属于第四种例外，就必须提出充足的论据。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关注焦点不是伦理对错，而是暴力冲突为什么会发生？背后有什么社会因素？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要了解事件成因，才能对症下药，避免同类冲突一再发生。
社会学者可以指出，旺角冲突的成因与占领运动得不到妥善处理有关。占领运动虽然自此至终维持着基本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本质，但运动历时七十九天，示威者与执法者长期处于紧张对峙状态，双方都积累了大量怀疑、敌视什至憎恶的情绪，而对事件的不同取态亦令整个社会严重分化撕裂。本来，这种撕裂是可以修补的，特区政府如果按照香港的施政传统，在执法行动引起社会争议后，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深入检讨，汲取教训，提出改进建议，社会大众有可能跨过争议重新上路，过去处理白石船民营骚乱、兰桂坊人踩人惨剧、国庆节海难等，都沿用这行之有效的做法。可惜特区政府政治挂帅，拒绝以独立调查方式对应占运争议，令撕裂和仇怨一直得不到梳理。
占领运动衍生了不少刑事检控，有一些罪名成立，有一些因网民拍的短片驳斥了警员的口供而不成立，而警员涉嫌集体殴打被捕示威者的个案则迟迟未获起诉，这些个案令示威者和执法者的鸿沟进一步扩大。示威者看到的是警员选择性执法、包庇违法同僚、虚构证供检控。执法者看到的是示威者蓄意挑釁，警员一时冲动便前途尽毁，没有录像便输官司。双方的怨气和敌意都不断加深，双方都生活在自己的社交群组信息世界里，只看到对方的不是。从这个角度看，旺角的暴力冲突其实是必然会发生的，道理就如积累了大量压力的火山一定会爆发。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旺角暴力冲突的性质包含强烈的政治元素，示威者罗列的抗争理由，主要是当权者压抑港人民主权利、破坏施政公义、以内地制度取代香港制度，这些都是政治诉求。北京当局上纲为「激进分离组织策动」，其实也是承认了事件的政治本质。如果旺角冲突的本质或起源是政治冲突，就不能单靠道德谴责和刑法检控处置，必须同时在政治上寻求化解矛盾的办法。
在现代历史上，有不少政治冲突触发示威者与警察武力冲突的例子，例如，美国的黑人民众与白人警察冲突、南非的黑人民众与白人政府冲突、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民众与信奉基督教的英国派驻军队冲突、南韩和台湾的学生及民主运动人士与独裁政府冲突等。这些政治冲突，倘若处置失当，例如一味镇压，可以演变为历时数十载的流血冲突，但也可以通过理性谈判，借着民主制度改革或法律改革逐步化解，恢复和平秩序。
政治学者可能会指出，就中国自身的国情而论，部份港人采取勇武抗争策略，不可能迫使北京当局同意港人自决、全民制宪、双普选等诉求，因为中国不是民主政体，而且有武力镇压学运民运的前科，假如香港闹事便放权让利，内地其他城市群起仿效，中国岂不四分五裂？抗争者说，和平理性非暴力之路走了三十年也不成功，所以要走激进之路。但政治学者们比较现实，他们会问：勇武激进就能成功吗？说会成功的理性分析依据是什么？
政治学者还有可能指出，就香港本土的政治实况而言，民主派本来有机会在未来十年至十五年，通过选举削减建制派的议席至仅及半数或不足半数，令特区政府必须作出妥协，改革政治制度，这是因为每年有大约六万个年轻人够十八岁可登记为选民，他们普遍不满政治现状，假以时日，他们将成为香港选民的主体，年老保守选民会因离世不断减少，年轻一代可以改变现状。不过，激进的暴力抗争行动令不少本来同情民主运动的中年选民伤心失望，可能会拖慢政坛更新换代的步伐，令和平理性的体制内改革增添变数。
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看，旺角暴力冲突的本质是什么？基督徒该如何回应？法国社会学家兼神学家依路（Jacques Ellul）的看法值得参考，他在论暴力的专着中指出，暴力有五个规律：
一、暴力一旦使用便欲罢不能，只会愈用愈多，不会适可而止；
二、暴力引发暴力，这是对等规律，冤冤相报，只会变本加厉；
三、暴力不论是合法抑非法、正义抑不义，其恶的本质是相同的；
四、暴力不会带来良政善治，以暴力推翻暴君只会造成新的暴君；
五、暴力者总爱自圆其说，以洗脑式宣传美化自己丑化敌人，永远看不到对方道理。
依路承认，现实世界里暴力无可避免，什至无处不在。独裁政府假维护社会秩序之名，暴力镇压异见者，抗争者假替天行道解放穷人之名，暴力对付执政者，类似事件在人类历史中不断发生。但这只是「必要之恶」，不能美化为善，不能从基督信仰中为暴力找借口，不能用政权源于神旨或福音释放受压迫者，作为合理化使用暴力的依据。即使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军人被迫开枪杀敌，这杀人的暴力仍然是罪，需要谦卑认罪及寻求上帝赦免。即使是符合历史潮流，如六十年代席卷第三世界的反帝反资反殖群众革命，一旦革命成功，基督徒就应该转换立场，站到被新统治者压迫的那一方。
其实，在耶稣基督身处的年代，何尝不是暴力泛滥？耶稣本人就是被犹太政治领袖及罗马殖民统治者滥用法律判处死刑的暴力受害人，他本来可以号召群众起义推翻暴政，也可以召唤天军天使保驾护航，但他选择自愿牺牲，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生命来实现他在登山宝训中的教导：要爱你的仇敌，要以善胜恶。
从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无数的基督徒因拒绝奉罗马君主为神，仿效耶稣殉道。不单古代信徒如此，现代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也是如此，他领导黑人以和平非暴力手段对抗歧视黑人的苛例，但他主张黑人宽恕迫害他们的白人，最后被暗杀以身殉道。
如果我们认同耶稣的道路是非暴力之路，我们就别无选择。我们不能因为示威者怀着年轻人的理想与激情，而认可他们使用暴力，同样我们不能因为政府标签骚乱为暴动，而支持政府铁腕镇压及引入更大杀伤力的武器。当我们站在伦理道德和基督信仰的立场去反对暴力时，我们必须同时站在社会学及政治学的立场，要求当权者放弃挑动仇恨和对抗的错误作风，接受政治协商与和解，也要求年轻一代尽用体制内和平变革的空间，不能轻言只可勇武激进。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0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