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后殖民香港政治或当今以美国为首的反恐战事，于求同存异和互相包容的跨宗派对话的大前提之下，本文尝试再退后一步。一方面教会可考虑接纳（但不须要授权）基督现实主义者个人会因为回应属天召命而参加各种国家权势政治的可能，另一方面我们或要祷告谋求一个合宜的方案去「牧养治理」（shepherd-govern）他们，与他们同行，共同见证基督才是那真正统管地上所有权势和国度的王。
本文尝试再从一战战败后，德国民主党创党党人和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死前有深切体会所写的〈以政治为召命〉（Politics as a Vocation, 1919）文章，点出基督现实主义者的伦理矛盾和内在张力所在，点出基督现实主义者的人格复杂性和精神压力来源。
「以政治为召命」的深层次矛盾
韦伯一开始便清楚界定国家政治和召命。他先同意苏俄布尔什维克（Bolshevik）先锋党徒拓洛斯基（Leon Trotsky, 1879-1940）所提出的「每一个国家的奠基都源自武力」（Every state is founded on force）的说法，再提出「国家」（state）为「成功宣称垄断合法使用武力的人类社群」（a human community that [successfully] claims the monopoly of the legitimate use of physical force）的定义。1 他并且认为以国家政治为业者的魅力在于他被认同为那「被内在呼召的领袖」（the innerly ‘called’ leader），而这「呼召」（calling）便成为从政者「德性」（virtue） 和人格的必然部份。 2
看来韦伯不但没有否定「召命」本身所含的基督教属灵意义，他更认为这种来自人心灵深处的「呼召」对先知、政治家和战争领袖等人物的「魅力」（charisma）的构成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部份。这是因为「呼召」来自那些神秘和超自然力量；即属灵领域。从政者的决策和行动的支点便跟这来自他力的「召命」不可分割。
然而，韦伯明显提到基督信仰与国家政治实属互相矛盾和冲突的两种伦理，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基督福音的伦理核心实为「登山宝训」（Sermon of the Mount） （太五至七）。由于「登山宝训」所要求的「爱敌人」、「积财宝在天上」和「不论断人」等和平主义和自我制约的伦理实与国家政治中的罢工施压、革命手段和战争等现实主义冲突自我实现伦理互相排斥和对立，以政治为召命者便无法逃避当中的张力和争议压力。3
二、由于「政治的决定性手段是暴力」（the decisive means for politics is violence），国家政治的伦理便是以结果决定一切手段的可能。这不择手段的工具理性便跟基督信仰中只求手段合乎信仰原则，结果交给上帝的「天佑」（providence）观念有所矛盾。4 由于要不断攻击政敌和指出他们的不是和弱点，以政治为召命者便无法逃避要去面对当中的张力和争议压力。
三、基于早期基督徒所确认的「世界由恶魔所管辖」（the world is governed by demons）的属灵现实，这会使从政者为了夺权和使用武力的原因去与各种「邪恶残酷权势」（diabolical powers）接洽。从政者便自然会遇见「善的结果不是善和恶的结果不是恶」的「非道德」（amoral）的但自然的因果关系。5 这便容易置以政治为召命者于助纣为虐和欺善怕恶的情景和争议压力之下。
四、国家政治必然涉及使用各种各样的暴力和手段去为今世的事情作争斗，这便跟基督教会所教导的另外国度（即天国）有冲突张力。如韦伯所言：「这张力会每时每刻导致不可复和的冲突。」 6
总结以上四点，以国家政治为召命者不单伦理上违反基督福音伦理，他们的作为更会自然引起教会的非议和否定。就是这种无休止的张力冲突置基督现实主义者于持续的争议压力之下。他们也要自然面对持守信仰与追求权力之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就是这种内外张力和人际压力促成了基督现实主义者的政治属灵特性。如果我们同意上帝仍爱基督现实主义者和愿意使用他们的话，我们便要考虑于不扰乱教会的基督福音伦理和准则去寻找另类方法去牧养治理他们。
（作者为英国巴斯大学政治、语言和国际研究学系副教授）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