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香港人拍的电影《十年》，幻想十年后香港生活的一些面相，是少数能走红的独立、小本制作电影。它反映了香港人的忧虑，也代表着香港独立电影的潜能；它的走红，可以是一种好现像，如果片末的忠告能成为观众的鼓励。
电影有五个故事，反映了五种恐惧：《浮瓜》是对香港政治黑社会化的恐惧、《冬蝉》谈的是保育观念式微、《方言》是广东话被普通话打压、《自焚者》是对国安法和强暴政权的控诉、《本地蛋》道出对国民教育和思想控制（包括文字狱）的忧虑。五套短片各有自己的风格，是《十年》有趣和成功处之一，但五个故事都绘画了一个黑暗的未来香港。
这五种恐惧都是真真实实的存在香港人心中，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好的理由需要担忧。我们不必争拗这些故事会真实发生的或然率，反而要问：为何很多香港人有这样的梦魇？如果要逐走这些梦魇，有什么言和行是今天我们当作的？我们如何能以希望胜过恐惧？
一套电影不是一篇学术论文，也不是百科全书，它有权利只说一面的故事，重要的是，它是否生动有力地反映了生活的某些真实层面，从这角度看，《十年》是一部佳作。
从一个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这套电影的立场明显的缺乏中立性，片中的大陆人没有一个是好人，建制派政客、警察和政府官员都只是唯命是从的小人，除了第二个故事《冬蝉》，民主派和本土派的支持者都是英雄人物。这部电影当然不能代表全部香港人的忧虑，一个全面的图画或许也应该有（例如）以下的故事：一位警察受不了来自上司和群众的压力，结果吞枪自尽；有政客在街头派港独的传单后，收到内地秘密警察送来的现金；有大陆新移民家庭，孩子的口音在学校被人取笑，母亲在商场工作时意外地被反水货的示威者推落楼梯；在连串的警民冲突后，旺角变得门堪罗雀，大叔的小店只好结业，坐火车找在中山的亲戚重新建立生活。
我不认为整个香港政府或所有建制派的议员都只是中南海的走狗，但《本地蛋》中的一句话带出了整部电影的信息：香港社会已失去了信任。到头来无论政府做什么，总有人以阴谋论（《浮瓜》）解释。造成今天这种困局，政府有不能推诿的责任，若不正视问题，恐怕只会进一步把香港拖入深渊。政府有尝试释疑吗？例如：为何在各方反对下，仍要强行委任李国章先生作港大校委会主席？就算李先生确是一位学界和行政奇才，但校委会主席有责任团结和平衡大学中不同的利益群体，一位没有公信力的人，无论他多聪明，又如何能达成团结众人的使命？李先生又为何仍勉强踏上这个位置？我相信建制派中亦有不少正人君子，但一位随意诬告别人召妓的吴小丑（我没有说是哪位姓吴的），就足以破坏整个建制派的形像。政府和建制派有勇气改变自己、建立人民的信任吗？
另一方是与政府抗争的小市民。电影并非真的一面倒拥护抗争，《自焚者》是唯一有写实暴力场面的故事，但它没有鼓吹暴力抗争，反而道出了抗争中的种种含糊；赤心的自焚者可能被视为是阴谋论中的被牺牲者，本来政治冷感的大学生却成为遭警棍对付的暴民。《冬蝉》是五套片中最玄虚的，风格接近五、六十年代的法国新浪潮电影，片中的一对情侣以保存旧日社会的记忆为使命，后来连自己是活人还是标本也弄不清楚，反映了抗争者的寂寞和挣扎：为什么不做个普通人？为什么要坚持？
是的，做抗争者不是一条浪漫的道路，但坐以待毙是更大的悲剧。电影以阿摩司书五章13b-14节作结束：「时势真恶。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虽然求善不等同抗争社运，但姑息罪恶肯定是信徒不应作的。
多谢制作这套电影的众影艺工作者的努力，绘出了明天的恶的影子，现在是观众付出的时候了：我可以作什么驱走这个阴霾呢？
（作者为中国神学研究院副教授）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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