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公民运动的宣言就「异象及建议」部份，以十至十四条阐述「信徒的责任」，内容流露出「社会性」的关怀，并不会有什么争议。此乃承接了之前论「福音使命」的成全（8-9条）之思路，重视福音中呼召人在地活现悔改的生活，不独指望他日天堂的福气，也落实此世生命的改变（9条），并且依据于上主托付人类的使命包括了「护理世界」，在社会中作上主忠心的管家乃合符信仰的理念（8条）。
正当我们思想信徒在世的责任时，常常想到流行于教会圈子内的金句：「生命影响生命」。这话说得好，但理解这话却常侧重于个人生命应对个人生命的需要。正如郭伟联博士在解释宣言内容时提过，「我们除了指出悔罪的复和及修补力量，也在第十条指出华人常常只着眼个人道德的罪，而忘记罪可以借人们不合理的架构、制度和价值衍生。因此，当我们要面对自己的罪，并不能不处理结构的罪。」这是十分重要的提醒。
其实，天主教的保禄六世早在一九六七年的《民族发展》通谕中，提及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罪的结构，其后在一九七一年的世界主教会议《在世界中的正义》的文件，对所谓「结构性的罪」明显表现出深度的关注。简单的说，教会开始意识到除罪的福音需要应对个人，也要应对社会。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我们要关心，我们还要以同样的关心关怀社会。我们会为个别生命的罪而难过，我们也当为社会整体的罪而悲哀。简单说，我们对人有感觉，对社会也要有感觉。
八十年代初次拜读冯炜文先生《给志强的信》（一九七九年版）一书，令我感受到社会结构性的罪是如何的可恶。书中指称人人都是罪人（sinner），人人也都是被罪者（sin against）──承受着他人的罪对他们的苦害。我们针对个别罪人的需要，也不要忘记针对加害于他者的他人，这个他人不只是某几个人，而是罪恶的社会。三几个人的贪婪所造成的掠夺，难受；无时无刻承受整个社会的贪婪所造成无孔不入的掠夺，那就更难受。无论所住的和所吃的，什至是所作的，都逃不过大财团剥削的魔掌。罪的祸害，从来不只寄生于人，同时也寄生于社会。个人的罪，壮大了社会结构性的罪；社会结构性的罪，又强化了个人的罪。福音对个人有话说，福音对不义的社会也有要说的话。
容我借用《和合本》中阿摩司所说的一句话，道出社会结构性的罪反映在社会中的权贵之滥权：「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尽行强暴。」（摩六3）「尽行强暴」是粗暴的掠夺，但这些掠夺者在过程中却不会感到有任何压力（坐在位上），因为他们「坐在位上」（「位」可作「权位」的同义词），他们肆意的掠夺是依据于他们权位所容许的，意即他们是「合法」的掠夺──以上解释也许在好些译本中不能成立，但所描述的境况又与香港的实况相符。君不见许多大地产商常常以「合法商人」自居？他们谋取暴利，确实是香港法律所容许的。千万不要说他们公开的掠夺是目无王法，他们正是拥护王法的人，他们是用王法来赚尽每一分。黄子华的经典名句，可以成为了地产霸权略夺的说辞：「搵食啫，犯法呀？」金钱挂帅的香港，「搵食」成了凡事都能作的合理解释，若这句不够用的话，加上这句就天下无敌：「犯法呀？」社会的悲凉就是让不道德的掠夺，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说是合法。这就是社会结构性的罪所显出何等恶的罪。
孙中山先生称为国父，乃因其革命事业对新中国之祝福，其西医书院同学江英华分享，说：「孙先生在院时，喜与同学谈及反满，辄为余言，医生救只几命，反满救人无量数，吾此生舍反满莫属矣！」孙先生的判断也给我们有话说，让我们以福音之道解决个人的问题，仍当好好的解决社会的问题。孙中山为大众所熟悉，非为医师救一个个中国人，而是为革命斗士救中国。教会的职责当然包括喂养社会中一个个有需要的生命，但了解我们此刻救了他们一时，他朝又扶了他们一把，但他们却仍是长时间活在不道德的社会中，我们的社会若没有好的改变，也许，我们还不能真正给他们什么。教会可以为缺食者给送上一个个的饭盒，但若他们缺食的根源在于社会无时无刻的掠夺，那么，我们要回应的，就不只是个人，而是个人所身处的社会。使命公民运动的宣言第十二条说：「我们相信，信徒应承担先知的角色，对权力保持警觉，并为弱势群体充权。」
（作者为马鞍山灵粮堂主任牧师）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5.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