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工作者
那是十九世纪最后一个冬令学期，教会史家哈纳克教授（Adolf von Harnack, 1851-1930）应邀在柏林的洪堡大学绛帐授业。早于十年前哈纳克出版的三册《基督教教义史》，已为他奠定德语学术界巨擘的地位，他将早期教义史理解为「基督教信仰希腊化」（die Hellenisierung des Christentums）及「必须以历史荡涤教义」的论述，让他成为当代神学界特别是自由神学的魁首。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他选定讲授的题目是「基督教的本质」（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并以此名将讲演辑集成书，这课题自然让人联想到六十年前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另一同名作品，却也是十九世纪对基督教其中最严厉的批判。也许，哈纳克自觉要在这个西方世俗化烈焰狂飙的世纪终结之时，廓清迷障，为基督教重寻其现代的津渡。从霜降至大寒的十四个清晨，哈纳克向六百多名来自各系以至各地的学生学者，讲述基督教的本质为何。在这位一代硕儒的眼中，近二千年教会教义的发展，乃郢书燕说之妄，是对原始基督教训导的背逆。按他的理解，耶稣所宣讲的福音，其本质可简单归结为三点：上帝国的降临、上帝为父以至对人灵魂的矜惜、及遵行爱的诫命。这些才是基督信仰真正的内核，教会必须对此信守不渝，至于教会其馀的教义，不过是基督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某种偶然的形式，是基督信仰的外壳，摒之弃之，并不足惜。
哈纳克对基督信仰的理解，在学界中已备受批判，今天，不少学者视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所阐发的思想，乃凿空之论，哈纳克轻率地将早期教会的信仰训导替换为十八世纪康德的伦理思想，将上帝国与人世间道德理想悄悄等同起来，隐藏其后的是不加批判地拥抱启蒙的进步历史观。十九世纪末德语圣经学者约翰韦士（Johannes Weiss）发表的一篇文章〈耶稣有关上帝国的宣讲〉，有力地指斥哈纳克所代表的自由神学的盲点，韦士宣告终末性（eschatologisch）的思想而非伦理训导，才是耶稣所宣讲的上帝国的本质：上帝国的实践并不取决于内在于尘世的历史法则，更遑论人的道德意志，而是超越的上帝在世界中行动的结果。我们暂且对哈纳克是否公允地处理「原始基督教信仰」这课题存而不论，他努力回到原始基督教这尝试，却是将改教运动中「回到本源」（ad fontes）这传统一以贯之：回到原始的基督教，并以此作为信仰的圭臬。稍稍涉猎改教历史者必习闻如下的论述：「回到本源」的口号正是改教家受文艺复兴影响的凿凿明证，这理念始于十四世纪的人文学者，他们不满当时抱残守缺之学风，动辄以中古士林哲学神学为典型，故倡导回溯希腊罗马古典的根源，以为时代新的楷模；在宗教的领域，则转向古典教父的作品，什至拒斥行之千年的拉丁文武加大圣经译本（Biblia Vulgata），改奉旧约的希伯来文及新约的希腊文圣经作为信仰判准的权威，最终将次经排拒于正典以外。
从「回到本源」所衍生的「回到圣经」这信仰原则，构成基督新教最核心的信仰绳墨，其重要性实难以夸饰。对今天不少敬虔的信徒而言，从个人的用舍行藏，到教会社会的典章文物的制定，常是直截了当地叩问圣经是怎样说的，彷佛将古之模範简单地临摹复制于当下的时空便可。这种诠释圣经的视域发展下来，让正典「全然等同」上帝的启示，圣经中的一字一划遂不可有所差池，对他们而言，唯其如此，上帝圣言的正当性方能秉持。其次，圣经的启示更覆盖我们生活所有的具体毫芒，不论交友恋爱育养儿女、事业人际投资买卖，信徒皆可直接援引圣经，觅得导引生活的提挈，此种思想自然而然衍生出坊间一类的书籍如《圣经中的理财智慧》、《从圣经中看领导》、《圣经中的EQ／AQ》等等。撇开其中对启示观青涩的理解，这些思想行为的指导性原则，实与哈纳克在《基督教的本质》这演讲中所昭示的并无二致，亦即「回到本源／圣经」，历史暗暗地成为了基督信仰最后的规範。
今天，圣经学者咸奉历史批判学为圣经研究的正朔，神学生必须熟谙圣经批判的诸般术艺，才能授以传讲教导圣经的职事，其内在的脉络传承，可上溯于这种「回到本源」的思想纲领。然而，当一个圣经学者只关心历史的问题，在何种意义上，她可以称为神学家呢？巴特便曾在一封致友人的书信中，直陈他对瑞士巴塞尔大学一位圣经研究的同僚的不满：「称某人为神学家并让其置身于神学系中，实乃讹言谎语，若其对神学的问题并不晓悉，复对神学的任务不感兴趣，而只是单单醉心于历史的研究。」巴特的批判并非捍拒圣经批判学本身，而是它的扭曲：神学的探赜索隐可否等同历史的研究？最终，什么才是神学？巴特对现代神学的贡献，正是迫使每一位神学工作者不能再规避这根本课题。「神学与历史之关系」并非本文的焦点，笔者在此的关注，乃是基督信仰的灵性问题，基督徒是否只能以过去的典型作为她信仰的规範？当现代社会等同「进步」，视成法为迂腐，每天标新竞异，极机杼蹊径之致，而基督信仰者却只能唯古训是瞻，每天彷佛生活于新旧世界的相激相薄中，教会如何帮助信徒疏解这种如涌湍腾沸的张力呢？
上文论及韦士发表他那篇〈耶稣有关上帝国的宣讲〉，一石激起千重浪，在十九世纪末德语神学界中引起了极大的讨论，布特曼（Rudolf Bultmann）回忆年轻时他的老师柏林大学系统神学教授尤利乌斯卡夫坦（Julius Kaftan，1848-1926）对韦士一文的回应：「若约翰韦士真的正确，上帝的国度真箇是终末性，则上帝国此一概念便不可能应用于教义学之中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神学的发展，佐证卡夫坦这句判语的舛谬，因着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及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的努力，终末论成为了上一世纪其中最结实纍纍的神学畦圃，巴特在他的《罗马书释义》中早已明言：「若基督教不是全然的终末论，它便与基督无份了。」终末论的重要，不在于因着我们要准确计算基督再临的日子，而是它为我们提供一切当的框架以诠释基督信仰。
按传统教义对基督的降生、受难及复活的理解，是超越的上帝从彼岸跨入此世，俾使形神俱槁的世人荡佚罪与业的羁縻，在此岸中渐润于上帝的怜爱，而在他世复可得享永生的福乐。在二十世纪终末论的光照下，基督信仰救赎的意涵得以进一步阐扬，基督事件的焦点从脱罪得生的人，转移为神与人及其世界的复和。基督的生死复活是上帝国在尘世中的映现，在与基督的相值中，人瞿然惊豔神国的美劭，天机流荡，生意蔚然，本是终末之时才能让人兴会淋漓的新创造，于今却奔来眼底，也许只是惊鸿的一瞥，却足以让新天地的灵光照彻人内在的宇宙，尘襟濯涤，不再为罪薮与受造的形埒所幽闭，天高地迥，冰肌玉骨。耶稣的复活，是上帝国在此世中最极致的呈现，他所显明的新创造，不为人类的经验或任何历史的法则所穷尽，反倒借圣灵的引导，在历史中不断向我们开显。在上帝的国的启悟下，基督信仰者可以向此世生活的人稍微展现彼岸新创造的力量，却又知道这种努力顶多是一瞥彼岸的蕴奥而已，决不能与上帝的国等量齐观，就如信徒每周所参加的主日崇拜，尽管其中的敬拜如何摇撼性灵、荡潏眵泪，我们也知道这不过是窃伺永恒讴歌上帝的一瞬壮丽。终末论的灵性视野，让我们不为畴昔所困，反倒对将来殷殷跂望，因为每一刻的「将来」都是上帝新创造的恩典向我们沛然倾流之所在。
教会借这种终末论的灵性视野，在历史中为人类带来弘远的影响，我们在此试举一端，以见其馀。英国晚期古典史家罗伯特马古思（Robert Markus）便曾指出，基督教早期的修道主义实发端于古希腊的禁欲二元论，其标格迥非犹太的气韵，迄奥古斯丁出，纵然未有全然与禁欲主义割席，他却是绍承基督信仰的轨範，为修道的思想注入「社群性」这新的元素，下开百年后的「圣本笃教规」。按马古思的寻绎，终末论是奥古斯丁整个修道思想的机枢，在修院中生活的僧侣，并非志切于一种灵性的臻善，反之，他们借修道的生活向世界宣告，出于基督的爱，人是可以运用她的自由，撂下人性中对美好欲望诸如对财富、婚姻和权力等的追寻，选择活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型态。中古僧侣的这种修道生活，正是在基督复活的光照下，运用他们的摹想，向世界遥指上帝在终末新的创造——人对上帝的爱可以凌迈自然的人性。古基督教的修道生活是当时代的人不能想像的社群形式，但却也是教会这种从容自信、敢于不一样的灵性气度，深深地镌刻西方社会文化的身影。今天的基督信仰者，似乎逐渐失去了这种因着基督复活而摹想上帝新的创造的能力，也许，自世俗化后的西方教会，太汲汲皇皇于标明对这个世界的认同，只管卯着劲儿按着它定下的日程以回应，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戢戢然勿敢少违，最终也失掉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独有的铿锵诤谏。终末的视野，让教会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抚今追昔，复活的馀曦，让我们敢于一士谔谔，不与世偃仰，基督信仰者在每一个当下的时刻，寻索新的创造在此岸的可能形式，有别于世俗的所谓创新，非乃在此世的樊笼中征逐形相的更易，万殊一辙，而是俯仰于上帝之灵，感悟终末的造化絪縕，复以此幽眇启迪尘寰，让世界得以一睒新天新地的荣美，遥见彼岸掩映的永恒福泽。
（『道在人间』的稿件来自iQuest﹝网址：www.iQuest.hk；电邮：[email protected]﹞。 iQuest是附属Quest Institute Ltd 的一个网络事工。Quest Institute Ltd 由一班基督徒创办，追求信仰在公共空间的对话和互动，为香港政府所认可之非牟利机构。）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5.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