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任之初，一些在华人教会中相当活跃的人物如梁燕城、赵晓等，对习近平时代的宗教政策抱有不切实际之幻想，恨不得毛遂自荐充当习近平的御用宗教政策顾问。谁知，习近平执政一年多之后，浙江就发生大规模的宗教迫害运动。很多观察家对此迷惑不解：既然中共各级官僚的逻辑是「维稳为第一要务」，一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出事才能升官发财」，而基督教毕竟不像新疆的伊斯兰教和西藏的藏传佛教那样，与分离主义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当局通常不会主动拿基督教开刀。那么，作为封疆大吏的夏宝龙（编按：现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为何大动干戈地拆毁教堂、殴打信徒？这究竟出于怎样一种执政思维？
熟悉浙江政坛的消息人士认为：浙江大範围的迫害基督教运动，是夏宝龙迎合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取向、向其表达政治忠诚并为自己的仕途发展铺路。二○一五年五月，中共召开统战工作会议，习近平亲自到会发表讲话，论及宗教政策时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夏宝龙敏锐地捕捉到此信号，对浙江基督教的打击更加峻急，一手硬推对教堂的「三改一拆」。夏宝龙曾与习近平共事过，被习近平视为「习家军」的当然成员。如果夏宝龙打击基督教大获成功，就拥有了一张价值连城的投名状，极有可能被提拔为下一届政治局委员，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那么，基督教成为其仕途飞黄腾达之牺牲品或垫脚石，又何足道也？
其次，中共新一轮的宗教迫害选择从浙江和温州下手，跟当地基督教快速复兴的势态有关。香港学者安德烈在〈中共迫害教会的新招：浙江省的「强拆模式」〉一文中指出：首先，浙江省是基督宗教植根历史悠久的省份。在柳市堂新堂建成以前，由戴德生于一八六六年建立的杭州祟一堂曾声称是「全球最大华人教会」。无论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基督宗教在浙江城乡有强大影响力，温州更因为信徒人数接近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树大招风，浙江教会边成为习近平迫害基督教的「试点」。
再者，浙江省是习近平曾主政之地，习近平在浙江安插了大量心腹，要动手比较容易。这次浙江省迫害一向恭顺的三自教会，什至清洗民宗局、公安局等部门的地方干部，有利习派人物清除政敌、统一政令。以温州市为例，市委书记陈一新是习近平在浙江主政时的助手。在习近平最亲近的十一个幕僚中，有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浙江省长李强等六个人是其在浙江时的旧部，可见习近平与浙江关系之深厚。所以，浙江的地方官员一定要将浙江变得更加符合习近平的「审美趣味」。
然而，从法理上而论，浙江当局的「三改一拆」运动是彻头彻尾的「违法运动」，跟习近平标榜的「全面依法治国」背道而驰。该行动的法理依据《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并没有经浙江省人大审议通过，同时并未按《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向受影响者（包括三自教会）「征求意见」。安德烈认为：「这种强硬而妄顾法治的打压手段，充斥着习近平派系的风格。」
针对十架目标明确
那么，已经四面树敌、八方开战的习近平，为什么突然掀起宗教迫害运动呢？
第一个原因，习近平缺乏安全感，敌视公民社会，将迅猛发展的基督教看作是潜在的威胁，遂决定先下手为强。中国基督徒的人数与共产党员的人数接近，基督教成为在共产党控制之外的中国最大的社会组织。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份政府内部档清晰地显示，拆除教堂是限制基督教公众影响战略的一部份。这份浙江省政府档声称，政府的目标是管理「场所过多」、「过热」的宗教活动，文件中只明文提及基督教这一种宗教，也只提到十字架这一种标志物。「重点拆除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线两侧宗教活动场所的十字架」，文件写道，「分期分批把十字架从屋顶移到建筑立面上来」。可见，当局目标明确、计划周密，绝非一时兴起、误伤无辜。
第二原因，习近平上臺的时候，中共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已破产，习近平到中国的传统宗教信仰和文化价值中寻求支援，将佛教、儒家、法家等「拿来」为我所用。与此同时，他发现基督教难以成为「驯服工具」。基督教来自西方，而在毛时代形成其精神结构和思维方式的习近平，对来自西方的一切都心存疑惧，他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更加反西方。就连股市崩溃都要拉来「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作替罪羊，习近平当然不会认为基督教是可以驯化的。实际上，基督教确实与极权主义格格不入：基督徒相信人是上帝所造，人具有上帝的形象和荣耀；基督徒也相信「因真理得自由」，一个人不能奴役另一个人，人的权利和尊严不可剥夺。既然基督教不能与共产专制制度「和谐并存」，习近平就不能容忍基督教与之争夺民心，辣手打压遂势在必行，什至连已经在官方控制下的三自教会也要一并清除。
第三个原因，习近平要向毛泽东学习，不仅奴役十三亿民众的身体，更要控制十三亿民众的心灵。中国古代的皇帝从未将「政统」与「道统」统一于一身，皇帝在大部份时候不得不容忍士大夫阶层在一定程度上掌握「道统」的阐释权。而近代以来的中国独裁者中，惟一成功地集「政统」与「道统」于一身、具备君王与祭司双重身份的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的题为〈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中，首次出现「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说法，这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一组「尊号」。这「四顶帽子」也是习近平最为期待的历史定位。
历史学家余英时对中国历史烂熟于心，他一眼就看穿习近平的狼子野心。余英时在〈习近平要做毛泽东第二〉一文中指出：「中国通过共产党搞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一代代相传。当然不会纯粹是红二代专政，但基本上最重要的权力都掌握在第二代手上。如此，习近平就可以安然地做毛泽东第二了。这是共产党的一个最新趋向。」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就像尼采描述的精神暴君：「精神暴君施行暴力的办法是使人们相信他拥有真理。但是，这种信念所固有的残忍、专横、暴虐和凶恶从来没有如此有力地表现出来。」他迷恋个人崇拜、迷恋阅兵仪式，要享受万名跪拜、万国来朝的快感。在此背景下，就很容易理解习近平为什么要不择手段地打压基督教了：他不仅要当皇帝，还要当上帝。
编按：分题为编者所加。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5.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