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非暴力抗争已被赋予光环，并为行动者加冕时，我们再提问：「在抗争中，暴力手法是否必然是错的？难道我们只能坐以待毙，被有权势的一方以暴力的对待默默的忍受呢？『非暴力』真是基督徒在抗争中的唯一选择吗？我们有什么可选择的手法呢？」这仍是有意义的问题吗？既然，在抗争中，我们总是高举甘地、马丁路德金，并指摘「暴力」抗争者为暴民时，那么这种讨论又代表怎么一回事？既然，「抗争就是要争取就应得的权力；抗争就是要推翻现有的不公平制度；抗争就是要反抗现有的霸权势力」，那么抗争为什么仍要强调非暴力呢？这是我们进入讨论前，必要正视的问题，特别当爱字头成为正义联盟、建制派坚持「反暴力」、「依法」只能接受「以胸袭警」，那么「非暴力」与「暴力」何以见得有区别。¹  或许，我们可以借禤智伟〈「耐性作为法门」－－尤达的和平知识论〉²  一文进入有关讨论。笔者认为当下问题不在于选择什么方式回应（这才是离地的讨论），而是行动者常陷入无思之恶，故此本文重点是讨论应如何思考以上述课题，至于具体行动可参禤智伟文章。³

　　禤智伟在文中对「暴力」作出基本的分析，⁴  并指出不少哲学家力图把暴力建基在非道德性（amoral）的定义上，之后才进行具体的伦理辨识，禤智伟认为这仍然不能除去「暴力」一词当中的负面意义，也即此行为须受道德评断，而行动者要担上道德责任。⁵  因此「暴力」尽管不一定是贬词，但当加诸在行动或行动者身上时，却总带有负面的指述，致使行动者要证明行动的正当性及必要性，否则将受众人责难。于是被标上「暴力」的名牌后，一方便马上抢占道德高地，而被标示者只能卷入举证清白的旋涡中。这样看来，上述人士的「反暴力」行动，以至其倡导的「非暴力」信念，只是便于标签对手。如此说来「非暴力」只是达到目标的手段。笔者认为在此先要回应两个问题，分别是：从神学而言应如何面对「暴力」？如何脱离「暴力」的影子下思考「非暴力」的神学？前者，可借禤智伟引用尤达（John Howard Yoder）的神学作出回答：「尤达的结论是，对暴力的神学性『批判』（critique）——应说『审判』（judgment）——不在于道德谴责、或在原则上质疑其正当性。回应暴力不能靠概念性的思辩手段，而需要去具体『克服』（overcome）它；不是去『理解』（understand）它，而是要『忍受』（undergo）它，这就是耶稣基督以十架『克服』暴力、打破暴力循环的方式。」⁶  后者更基础的提问是：何以「暴力」及「非暴力」在抗争上会彼此吊诡地共存？这是因为「暴力」及「非暴力」作为谓语若是偶然存在，就没有基础。这正是问题重点，非暴力抗争非出于事物本身，并无其必然性，故此是可有可无的。这也是基督徒思考抗争时常犯下的问题，因为离开三一上帝的经世活动，基督徒只可从果效考量抗争行动，换言之，「非暴力」只是手段的考虑，而落入此思路时，我们其实没有信仰理由去不值正义联盟召集人李偲嫣的「爱主」行动，毕竟彼此都是借「非暴力」为由，去合理自己的行动。笔者认为只能借上主创造、拯救及终成圆满去讨论，也就是从三一经世活动来决定，当然这基础是由内契三一所规定的。

基督体现脆弱成复和关键

　　父上帝始发（initiation）万物，在子里及透过灵作为创造中介传递行动，但亚当及夏娃背叛上帝，令人被赶出伊甸园，但这没有中断三一上帝的创造计划（project），尽管群体中个体之间出现了扭曲的关系，既破坏个体的生命，也破坏群体的生命，但上帝却施行护佑（providence），以及拯救的工作。由此看来，「坠落（the Fall）的意思是指到对上帝恩慈的应许的背叛，结果带来道德上和物质上的连串灾难性后果」，⁷  创世记第四章便见证在上帝护佑下，罪的势力同时渗透整个世界，也就是在堕落的世界里发生的暴力事件：该隐杀了亚伯。在此意义底下，「护佑便在一个坠落的世界里成形，上帝的目的是继续支持（uphold）及完善（perfect）这个世界，故此，护佑便以保存（conservation）和朝向救赎的运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⁸  这是说罪影响创造迈向正确的目标方向，但坠落还是阻挠不了父上帝计划之目标，朝向终未的走向里，遂要求三一主以不同的方式工作，即复和作为导向（reconciles as well as directs）。根顿（Colin E. Gunton）定性该隐这第一个谋杀者的故事，乃是道德混乱的典型，但在被逐之中，却仍见到护佑的工作，即在混乱／暴力的力量被容许不束手无策下，护佑仍保存那谋杀者——那罪人中的罪魁——得以被保护免受进一步的惩罚。⁹  但故事并没有在此作结，因为根顿更明确地说：「上帝的护佑以呼召某些独特的群体的形式出现，为的是实现他应许的拯救。」¹⁰  这最先一个便是亚伯拉罕，拯救故事的发展便拣选以色列民，¹¹  他们体现上帝的恩慈，是克制了在该隐故事及日后关于人类复仇、以暴易暴的严苛对待。¹²  在此脉络下，逃城是上帝护佑的行动，使人在堕落世界中不至自我毁灭，这是一个可见、时空下的地域，为的是终止坠落世界的统治规则，或宣告其影响力在此地失效，这规则便是以暴易暴、仇恨相待。在这地域中，并非借武力自我保护，而是信赖上帝的说话。换言之，这是脆弱性（defenselessness）¹³  的地域——指面对强暴的世界而言，同时也是对自身而言。逃城打破暴力循环的必然性，而其护佑性同时道出其抵抗性，更中止我们想当然的公义（justice），即体现超越公义的戏剧性——是展现出医治、复原、修和及更新转化原来破碎了的生命，是在时空下活现满有宽恕、复和之爱的团契。故事随后的发展是亚伯拉罕依赖三一上主的应许进入异地、其后裔依赖上帝的介入进入强敌林立的迦南，武力似乎并未为以色列带来祝福，就在扫罗、大卫和所罗门兵勇、粮足之时，罪恶正撒下种籽，结果要待流放之时再次重拾本原召命，在强暴的异教势力下，活出全然依靠上主应许的生命，也就是一种脆弱性的生命，而这个拯救的高峰便在圣子，且延续于由其建立及由圣灵引导的教会之上。

　　三一经世活动的高峰自然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而其言说－行动就是上主自身的言说－行动，同时体现上主自身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这种脆弱性，成为复和的关键。¹⁴  威化（Denny J. Weaver）分析保罗的信息，认为其不仅见证耶稣的生命、死亡和复活改变个人在上帝面前地位，同时耶稣基督带来一个新的世界、新的社群、一种新的人类关系，而这是建基在和平（peace）与和好（reconciliation）之上，而不是根源于恐惧和敌意（antagonism）。¹⁵  这全新的消息，有别于旧世界的信念，耶稣基督已可见地撕裂，那些分裂我们与我们邻舍的围墙－－就是从所有的谎言和不信任、愤怒和怨恨、嫉妒和仇恨中拯救我们，而这是在上主与他者的和好下进行，于是我们被释放，可以毫无保留地去爱上帝、我们的邻舍－－什至我们的敌人。¹⁶  换言之，这福音好消息中的「新」（new），对世界来说是陌生及不可能的、是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的事件（event）。耶稣与邪恶势力争斗，但他是由顺服父上帝而获得能力来发动与邪恶势力的争斗，这充份体现在十字架这高峰上，他的胜利在于其拒绝使用武器、拒绝做出任何违背父心意的事情。¹⁷  「耶稣的胜利是神圣的胜利，得胜在于透过人的忠诚和彻底全然的不妥协，这只有借那加力的［圣］灵才能成事。」¹⁸  圣灵带来新奇的事、新奇的体会，而这新奇之处在于其成为福音真理可见的标记。¹⁹  禤智伟清楚洞见癥结所在：「基督所体现和启示出上帝对待世界／世人的方法，已经将忠心事主和功效成果（efficacy）之间的计算切断——不是说，只要忠心就可以不顾后果；相反，忠心与否不是以计较眼前的成效来衡量——因为上帝克胜罪恶，是通过复活（对挫败的平反）来实现，而不是即时地伸张主权，拯救义人免于危难而幸存。」²⁰  借「强力」（strength）、「武力」（force）及「暴力」（violence）来达到目的，²¹  这是旧世界熟悉的方法，但耶稣基督体现的脆弱性，正是与坠落世界有着明显的区别。²²  因此，这正是我们回答前述问题的准绳，换言之，暴力与非暴力的抗争都要置于此之下审判。

教会：抵抗？不抵抗？

　　我们对「暴力」要受审判或许没有异议，但为什么「非暴力」同样要受审判？因为若「非暴力」只是借否定「暴力」而存在，那么它仍会延续旧世界的特性，于是「暴力」与「非暴力」乃呈现「工具性特点」，而抗争的胜利者在于垄断此工具。当「（非）暴力」借工具性体现其基本特征，于是便需要另外的目的来指导它，其自身不能成为目的。简言之，这需要其他东西证明「（非）暴力」的必须性及合法性。这也是上文提及其没有必然性的原因。耶稣基督带来的新规範，却是由其三一自身开展出来，于是其体现的性质便有别于坠落世界的规範。也就是说，构成「非暴力」的基础，是委身于活出耶稣基督那不作抵抗的生命（without defending）及复活的故事，也即要与旧世界的社会秩序区别开来。²³  但这是否意味社群退缩、撤离的立场？事实上这种有别、分离正是一种抵抗形式：分离（separation）实际上是参与和与世界的接触（involvement and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也是为了使忠心教会成为邻舍可见的见证。²⁴  教会见证新的实在（reality），也是「（非）暴力」不能与当下社会秩序的结构和面貌等同。相反，教会要发展作为对比的社群，这是借圣灵塑造忠于耶稣的故事，其存在作为公共的结构，就是要自分离及区别的位置与社会秩序互动。²⁵  威化一再强调，从社会秩序下分离或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撤离，反之，是站于参与或见证人的立场，故此，教会若被周围领域同化便不能担当见证人之责。²⁶  进一步而言，这种分离及区别正是一种抵抗——不抵抗与抵抗在此互相定义，就是不抵抗地抵抗及抵抗地不抵抗（nonresistant resistance and resistant nonresistance）。²⁷  基于上述的神学分析，笔者认为，教会应放弃选委的席位，要讨论这方面的问题，留待另文详述。简言之，教会无论以任何正当的理由／目的（「加深被茅趸王侵蚀」、「要改变现状」、「继续在已被基督战胜的黑暗下对抗黑暗」）参与时，便成为现存制度的延伸，更直接说参与十席便是共谋了。（编按：参陈韦安博士一四五六及一四五七期「时代．粉红」专栏）那管再美好的理由／目的，事实只是自我陶醉一番，用同样逻辑那是否应「参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行动？因为我可以说「它实在是教会可以尝试尽力的行动——教会可以尝试尽力打好这场茅波」。用同样逻辑我们何以劝止基督徒警察，在社会运动前线执勤时，拒绝上司的合法但非人道的指令？反正，他大可说「我积极参与也同样是个正义的做法」、「尝试在有问题的游戏规则中争取最大的正义或至少减轻不义」。其实，当陈韦安认为基于「耶稣基督已经改变这个世界」，故此教会须参与十席改变社会时，便忘却了基督的脆弱性，事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终末论，其错误不只在于他指出「任何不打算改变现状的伦理——若不是沦为失去盼望的伦理——就是错误、狭义的终末论底下错误理解教会行动与见证的伦理。」同时，也可以是错误地忘却了十架与复活的辩证关系，是弱势中的大能、十字架上的荣耀，这是处于及活在一种张力中，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论者往往陷入参与不参与、改变与不改变、行动与不行动的二元论中。

　　事实上，正是因为上帝是有力地抵抗邪恶，故此神的子民能作不抵抗的行动。²⁸  纽费德（Thomas R. Yoder Neufeld）认为按圣经的见证，抵抗及不抵抗是千丝万缕地交织一起，不能简单地被另一方吞噬，这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要保持在这两极之中，²⁹  否则不抵抗不再是来自创造力和爱，而是借意识形态驱动，什至成为过于乐观的理论或社会变革的战略。³⁰  当然纽费德也提醒不抵抗既不是允许变得被动脱离，从受苦、破碎和暴力的世界中撤出，也不是在不义面前放下愤怒。³¹  进一步来说，若抵抗及不抵抗吞噬对方，那么将会忘记了抗争最终不是在乎「血气」（弗六12）；忘记了我们是在与权势抵抗、是通过忠心的忍耐和充满盼望的爱（帖前五）的践行，对权势作最深刻的攻击；忘记无能（powerlessness）的力量；忘记了，要信靠复活的主，而不是借自己谋略替代。³²  当基督徒借其见证、公民抗命、伴随那些受苦者及对当权者言说不受欢迎的真相时，那么便呈现某种对抗形式的抵抗，因为这将挑起当政者的愤怒。与此同时，当我们把自身呈现开放、脆弱、及耐性时，这便成为不抵抗，而这种抵抗的方式是神性的爱，在仇恨和敌意的世界中积极、带劲的践行。

　　对笔者来说，今天的问题不在选择方法，而是基督徒因过去几个月的震盪，促使进一步在自我防卫和愤怒报复下，陷入特权和权势文化的麻醉，这「麻醉」令基督徒失去清醒去辨识有什么不妥之处。耶稣基督宣讲、活着及死亡带来和平的福音（good news）在香港的具体意义，是要把我们从深刻的帝国幻想和冷漠中唤醒我们、是要我们离开敌意和贪婪的文化、是要否定丰裕、安全和权势的承诺、是要呼召人不抵抗地抵抗及抵抗地不抵抗，如此我们才是受邀跟随耶稣。³³

编按：分题为编者所加。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5.08.27）

1. 这方面笔者认同许宝强的分析，他借哈维尔（Václav Havel）及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视野，洞察极权政治的本性，就是这种制度只能以空洞的言辞支持，于是在以谎言为本的体制里，造成只有空谈的人才能掌握权力。许实强认为这种手法正掏空了「法治」、「民主」、「暴力」等的含义，同理，笔者进一步认为这同样掏空了「非暴力」的革命性内涵，只留下一堆陈腔滥调、扭曲了的词汇。更重要是失去本原革命（original revolution）的意义，而许宝强对革命的指述：「革命也者，是与旧社会关系、文化价值与制度结构彻底决裂，从中建立新的世界。」笔者认为此种彻底（radical）决裂更应体现在信仰群群之内，这方面待下文再述。同参许宝强：《常识革命：否想「雨伞运动」的三宗罪》（香港：进一步，2015），页78。

2. 禤智伟：〈「耐性作为法门」－－尤达的和平知识论〉。《山道期刊》卷十七第一期（2014年7月），页100-128。

3. 笔者常听见一种回应，认为如禤智伟等人提倡的身体／肢体政治（Body Politics）并不具体，要求他们提出更「具体」的行动方案，对此，笔者要指出是否真的存在批评者寻求的东西？他们又是否真的接受「具体」方案？每次社会行动中总突然发生数不尽的事情，而这不是必然地重覆出现，行动者就在「即兴」中回应，如此方是真实的抗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