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
本文不是讨论对于民主成份未足的政改方案，即是一般市民不能有提名权及被选权，而只能有选举权的政改方案，香港应否「袋住先」。（按：这个「袋住先」有着的背后意思是，除非中央政府政策有变，否则将来香港特区政府于行政长官选举制度上有的任何进一步改良，仍都不会是在提名权及被选权上可有完全的开放。）
本文也不是会讨论现时的政改方案是否有违《基本法》第四十五条说的「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按：原则上，对于任何有违《基本法》的政策或法律，受影响者都可尝试寻求司法覆核，且可于事前表明必会诉诸于司法覆核。）
本文也不会讨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八三一」决定对香港是否不具法律效力（按：于三月三日，港大学生会前会长梁丽帼以个人名义入禀高院申请司法覆核，要求法庭颁令第二轮政改谘询文件无效，及颁令必须重启次轮谘询，原因是这文件是以人大常委会「八三一」决定作法律基础，但这「八三一」决定的法律效力可被质疑。于四月三日有「长洲覆核王」之称的郭卓坚，再就政改问题入禀高院申请司法覆核，要求港府寻求人民代表大会，撤销「八三一」人大常委会决定。）
应否「以教会名义」反对或接受民主成份未足的政改方案
本文思考的是，应否「以教会名义」（即「以教会堂会或教会宗派的名义」，下同）反对或接受民主成份未足的政改方案，或及「以教会名义」论说现时的政改方案是否有违《基本法》第四十五条、人大常委会的「八三一」决定是否对香港有法律效力。
笔者的看法是，正如要求所有大学又或某某大学（又或其社会科学院之类），以其大学（又或其大学某学院）之名义反对或接受民主成份未足的政改方案，又或论说现时的政改方案是否有违《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和人大常委会的「八三一」决定对香港是否可有法律效力，其实是困难或不太可能的事，因为就算在相同的学院，不同教授对此三点的看法也不一定会相同，何况是整间大学或什至是全港大学的教授；同样地，要求一间教会堂会内的起码每位教牧和执事对这三点都有共见，也会是困难的事（及不是必需的事），何况要求一个宗派又或所有宗派的所有教会堂会对这三点都有共见。
或许有人问，那么。若寻求或争取得到教会堂会内有起码三份二的教牧和执事对这三点都有共见，那又如何？对此，笔者的思考有四。
首先，为何有需要寻求或争取教会堂会内有起码三份二的教牧和执事对这三点都有共见呢？其实，不少忠心事主事人的教牧，在其日常教会牧职及家庭照顾等等事情上，已颇疲于奔命，不少执事在其日常工作、家庭照顾、教会事奉等等事情上，亦已颇疲于奔命，若要求各教牧和执事都要在执事会会议中讨论和表决上述这三点，是否真有需要及会否有碍正务呢？
第二，倘若有教会堂会真的安排各教牧和执事要在执事会会议讨论和表决上述这三点，及经过一轮冗长的讨论或争论后，有三份二成员认为：（一）这政改方案若被通过，以后被选出来的特首非但仍有不足的认受性（虽然其认受性会比较于按现行制度所选出来的特首为高），更会带来假的认受性，所以这方案不该被通过；（二）这政改方案有违《基本法》第四十五条；（三）人大常委会的「八三一」决定对香港不具法律效力；───如此的话，那间教会堂会跟着又该做什么呢？应否以其某某教会堂会的名义向大众传媒发表其表决的结果呢？会友方面又是否同样有三份二人认同呢？若没有的话，及什至倘若其多数的会友其实并不认同，不过教会没有再大费周章地且召开会友大会来讨论和表决这议题而已，那又应否仍以其教会堂会的名义向大众传媒发表其表决结果呢？这种发表又会否带来部份会友的不服，及觉得那个表决和发表的本身也「没经过足够的民主程序」呢？
第三，倘若另有教会堂会也安排各教牧和执事要在执事会会议讨论和表决上述这三点，及经过一轮冗长的讨论或争论后，有三份二成员认为：（一）理论上，一般市民不能有提名权及被选权而只能有选举权的特首选举制度，会比较于连个人选举权也没有的制度好；（二）语理上又或语言技巧上，政改方案仍有可被解说为没有违反《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的空间；（三）基本上，人大常委会的「八三一」决定，不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不同，若将来香港重启政改谘询的话，到时人民代表大会大可对人大常委会的「八三一」决定作个确认；───如此的话，那间教会堂会跟着又该做什么呢？其他思考，与上一段相同。
第四，倘若有一百间教会堂会认为，教会堂会应该「以教会堂会名义」论说上面三点，但这一百间教会堂会里，有五十间的执事会反对通过这政改方案，有五十间的执事会赞成通过这政改方案，及都分别地联合起来「以教会堂会名义」向大众传媒发表其「教会堂会意见」，这又会否令公众觉得混乱和做法不妥呢？
宜否「以教会名义」反对或接受民主成份未足的政改方案
本文且思考的是，宜否「以教会名义」反对或接受民主成份未足的政改方案，或及「以教会名义」论说现时的政改方案是否有违《基本法》第四十五条、人大常委会的「八三一」决定是否对香港有法律效力。
笔者在这方面的看法，大致可从上文得见。而笔者不认为适宜「以教会名义」论说上面三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涉及的不是单纯信仰、诚信、公义等方面的原则性课题，且是涉及法律条文解说方面的判断，以及后果影响方面的判断，这些都不是作为一个教牧、执事或信徒，就必然会有正确的判断，与及必然会有一致的判断，所以，「以教会名义」论说上面三点，既不是应当的事，也不是适宜的事。
我们可留意，不时有在基督教媒体论时事、论政事、论政改等等的教牧或论者，他们本身其实也是没有（及看来亦没有打算推动）以其教会堂会的名义论说这三点的。或许有人会另外责难，为何这些教牧或论者──包括某些不时批评「教会」欠作公开论政和论时事的教牧或论者，本身只是在基督教里的媒体论政或行文，而不在一般市民（包括一般信徒）都可得知其见解的公共空间论政或投稿，然而，这会是另一课题，而不是本文只指向之「应否或宜否『以教会堂会或教会宗派的名义』反对或接受民主成份未足的政改方案」的课题。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5.0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