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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毫无疑问，香港教会中产化是不争的事实，信徒大多属于教育水平较高的专业人士，经济实力较好；而中产文化与价值盛行于堂会，就是自然之事。「全港96.2%的堂会经济是自给自足，其馀的需要母会、总会或差会等支持。关于堂会的收支情况，2004-2005年度全港64.5%堂会收支有盈馀或平衡，2008-2009年度已增加至69.3%。」¹

中产文化与价值

　　笔者理解「中产文化」为外在可见的行为形态，如香港高官形容看法国电影与饮咖啡为中产人士的生活符号；而「中产价值」则为内在信念与取向，支配有关行为反应。中产教会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本身自傲的理性与专业、财富与地位等，也不是中产置业安居者对低下阶层的歧视与排斥，乃在中产信徒不自觉地把「维持现状」（status quo）视为堂会使命与事工的主导信念。当中产文化成为大多堂会运作的潜规则，而中产价值也成为堂会领袖思考与决策背后的价值取向，这必然阻碍教会实践宣教使命。

　　「中产价值」不知不觉间成为众多教会领袖惯用的眼镜，用来观照一切福音与差传事工，这便使教会在使命的理解与实践出现失衡，什至乎会把宣教使命「私有化」，作为堂会业绩的亮丽点。「中产价值」本身不是对或错，只是它倾向本位自保、办事务求程序正确、好体面、宁可保守而不犯错，当这些论述左右了宣教使命的步伐，我们便能理解使命的局限性，为何福音未能深入劳苦大众阶层？为何男性宣教士较少？

　　笔者尝试从三方面探讨香港中产教会如何超越中产文化心态，从而一起实践宣教使命。

一、从「有所选择」到「舍己学习」

　　中产教会能为不同信徒提供方便与多样化选择，本身不是坏事，然而「有得拣」（「有所选择」）被视为是必需的，一旦不提供选择则当作是异端，这就值得我们反思。中产消费文化崇尚愈多愈好，错误引导信徒相信「更多选择」是天经地义之事。

　　宣教使命要求付出与舍己，基本与世俗「顾客至上、优质享用」的取向相反。当中产信徒同样沉溺于物质或相关服务的获取、占用与消耗，与未信人士分别不大，我们便能理解为何教会中人热衷于「访宣」或「短宣」，却对参与两年以上的「长宣」有诸多借口来推拒？

　　智者一针见血指出：「当我们没有选择时，才能作出真正的改变。」「有所选择」容易成为中产信徒逃避召命与使命的合法途径，形成有些信徒长年累月选择参与「短宣」活动，却不去选择委身「长宣」使命。约拿先知也是在别无选择与不情愿下，领受上主差派往尼尼微城宣讲救恩。

　　中产信徒讲究安定与安逸，这是「中产价值」塑造信徒的真实行为；要成年父母刻意培育与鼓励子女走上宣教生涯，更是难上加难！中产教会要摆脱把选择「偶像化」，有勇气教导信徒作基督门徒，背起十架，舍己跟随主。中产生活方式不一定是有使命感的基督徒要去追求，安定繁荣不是要认同的主流论述，因此「安稳」更有可能妨碍我们过信心生活。

　　也许教会领袖要重新思考，提供选择有时对信徒的灵性与使命是有害的，地方堂会安排「短宣」宁可「贵精不贵多」，强调有宣教心的信徒往工场与宣教士共同生活一段日子，从而更了解与确认宣教的召命。教会种的是什么，收成的也是什么。

二、「经验忧心」到「经验信心」

　　消费主义追求「交易成义」，是「行善成义」的变种。此类信徒停不了对交易的渴求与满足，像是永不休止的，期待着下一次有更美好的体验；造成消费信徒长期处于不安的焦虑状态。当中产教会惯于以节目去吸引信徒，信徒就容易陷入追求「名牌」或更有娱乐性的宗教经验，逐渐以「我付费而应得到满足」的心态来看待其宗教经验。中产信徒长期依赖聚会或事工，来维持灵性与热心，其实这些消费信徒常处于「未能满足」的焦虑之中。消费主义会使人「上瘾」，于是成瘾的消费者自然想要更多与更好，失却了感恩与知足，惧怕「失去」就是消费信徒的心结，因此他们有强烈的自保意识，不容让目前个人所拥有的或会随时失去。

　　一旦「经验焦虑」成为中产信徒的心理质素，他们便会不断参与形形色色的聚会与事工，然而心灵始终不能安息，不敢尝试任何的冒险行动。从社会角度分析，大多数消费信徒的生活实践，根本与中产港人分别不大。中产信徒处于「中位作为一个矛盾的位置」²，于是这群「夹心阶层」比上嫌不足，比下却不忿，「缺乏安全感的感觉，只会愈来愈强烈。他们处境尴尬……这种跟上、下的比较，是焦虑情绪的来源。而他们又很难从自己所能控制条件来改变这个困于中位的状态，对此十分无奈。」³ 中产信徒常为股价与楼价升跌、子女升学、生活质素等忧心忡忡！

　　中产信徒是以其可消费的容量来衡量自己的成就，不自觉地有「应得的」心态；当不如意或逆境来临，就不能甘心接受，认为上主对其不公平，信仰是极其自我，教会生活要围绕自我的生活方式转动。中产父母多紧张子女于周六的课外学习，这便造成不少堂会周六的儿童与青少年事工，参加者多来自未信主的家庭，而主日的儿童与青少年事工，则要照顾这些伴同父母回来的下一代。

　　教会教导信徒要学习慷慨分享，中产信徒的真实考验，就是检视他们能否慷慨地与回港述识宣教士或预备上工场的准宣教士分享财物、知识、权力等资产。当中产信徒不能实践信心功课，与人分享托管之物，就不能摆脱焦虑不安的辖制。使命子民的身份，不是建基于个人拥有的知识、专业、物业、财富、技能与权力等，乃是信徒能否定自我，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走信心的道路。

三、从「事工竞争」到「使命共享」

　　吕大乐及王志铮于《香港中产阶级处境观察》剖析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基本上相信个人可以争取机会及改变命运。」 正因为中产人士「差不多完全接受了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规範」⁴，中产信徒同样相信透过个人努力与竞争，就会带来教会的增长。

　　部份中产教会不为意地以「唯我教会」取代上主国度，难于与他人合作，一起发展与深耕宣教工场。所以堂会参与差传，就要重新理解本身只是使命载体，必须与差会、神学院与其他堂会等合作，才能带来长远而有果效的宣教使命。无疑个别堂会独自发展，速度会更快，然而宣教使命大于个别宗派与堂会，非任何地方堂会所能承担。

　　倘若地方堂会能谦卑与其他单位合作，放下不必要的比较与竞争，一起学习实践「使命共享」，才能提升与扩阔宣教使命，例如地区堂会联合筹备短宣或内地服务等，或共同关怀本地少数族裔人士。因此我们要增设合作与交流平台，否则单打独斗不能深化与持续使命。

结语

　　本文重新检视香港堂会的运作，辨识哪些事工被「中产价值」左右，什至高过圣经或神学，从而影响过度保护孩子而不能放手的成年父母；让子女可冒险受伤，跌倒后还能起身奋进。「中产价值」并非原罪，但当我们合理化或神圣化了这种文化与价值，就确须要回到圣经，承认我们的盲点而悔改，并且超越「中产文化」，成就三一神的使命。

（文章刊于《往普天下去》第177期，2015年1至3月）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5.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