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运动」（或「雨伞运动」）仍在演变当中，最终达致结局如何，没有人能充份掌握。当笔者作为同情与支援这场运动，作为「非局外人」，也不是有份于决策或组织的任何位置，尝试就参与中的反思，抛出来与各位探讨，我从所站的位置所思所言，必有主观与偏颇程度。
定性与参与
「占领运动」无疑是由「和平占中」运动引发而起，九二八凌晨「占中三子」宣布提早「去饮」，我也身处政总现场；然而当日黄昏警方封锁现场，导致大量声援群众不能进场，又在误判形势下施放八十七枚催泪弹，带来群众的占领路面「遍地开花」。
「九二八事件」明显是整场公民运动的分水岭，教会领袖尝试定性与理解，就不能简化地把事件看为「占中事件」。政府于十月廿一日与「学联」对话，并非与「占中三子」谈判，金钟占领区的领导权已非「占中三子」可操控。
有大部份教会领袖仍抱着旧有不变的思维来理解这场运动，如有领袖简易定性「占中」是政治事件，所以教会不宜参与这场政治运动。笔者多次表达「政教分离」乃指向「教会」与「政府」两个组织与权力中心的分隔（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并非表示「教会」与「政治」的分开（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politics）。当任何公共课题（如政改、新界东北发展、歧视条例、赌博条例等），直接或间接影响大多数港人时，不同教会因应其身处社区（如新界东北区教会在新界东北发展议题理当关注更多），或办学团体的宗派对「校本条例」、「国民教育」课题，有更积极的发言权。
当中央政府简易定性现今「占领运动」为「颜色革命」，大多港人不会接受；同样当教会领袖定性这场史无前例的公民运动为「政治性」，年轻一代不会接受，也有部份成年信徒不能接受。过去三周，笔者于金钟占领区，接触来自不同宗派的教牧与信徒，大部份直率表达内心对建制教会或领导层的不满（当然，笔者也体谅与明白教牧的困难所在）。
当教会领袖面对同志争取平权运动，教会领袖高调地动员信徒表达意见及参与，定性这样参与是「伦理」课题，所以教会应当维护。笔者早年接受这些简易定性与划分，随着日后的参与及反思，愈来愈感受这些论述在思考方面是「古灵精怪」，不能令有常识人士信服。
政治课题也是「伦理」课题，当教会参与讨论任何性伦理或家庭课题的公共讨论，教会其实是参与广义的政治活动，教会不应参与是狭义的政治活动（如为人助选、或教会领袖参选、或支持某些政党等）。教会要维护婚姻与家庭，这也是笔者认同及参与（利申：我是「维护家庭联盟」发起人与「维护家庭基金」董事）；同样教会也要维护人权与公民权，教会领袖简单定性涉及这些课题为「政治性」而可以不理，自然难令教内外人士信服。
也许教会领袖诚实地表示，教会限于资源，不能所有议题要发言，也不能样样参与。有些课题我与所属群体关心不了，如果有其他教会或信徒关心，我们表示欢迎，总好过教会领袖自我定性这是「政治性」或相对的，所以不用关注及参与。当教会领袖声称群众集会是「祈祷音乐会」，外界会视之为反对性倾向歧视集会；同样我们的爱家「巡游」，公众会看为「游行」一样。教会领袖不要以为重新命名就能改变公众对这些活动性质的理解。我们教牧与信徒参与「七一游行」就等同政治示威，参与「巡游」则不是政治活动，笔者与不少人看两者根本没有分别，两次「游行」我也参与。
是时候，部份教会领袖要放弃「语言伪术」，或如罗秉祥教授文章〈教会撕裂，因为对「向政府施压」持双重标准〉反映的「双重标准」。对不少有识之士或年轻一代而言，建制教会在「占领运动」中对警方滥用不必要武力对付群众，也不敢予以谴责，却抱着所谓「政治中立」不讲，肯定予人前后不一的「伪善」观感。
廿五年前的北京学运与六四事件，本港教会大多表达支持学运，我们要问：「为何当时教会认为可以参与与支持，如今本港学运却不能参与及支持？」这廿五年来是我们的神学思考变了，或是我们对现今政权的政治现实变了，这是我们该思考的。当温州教会被拆十字架，这明显是侵犯宗教自由，我们为何不敢维护内地信徒合法的宗教权？（待续）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1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