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教授
目前香港教会感到因为「占中」议题而撕裂，其中一个深层原因，是有些信徒感到教会伪善，对「向政府施加压力」有双重标准。
颇多教会领袖从去年开始就反对「占中」，认为这是胁迫政府，手段不当。现在继续反对占领香港运动，认为学生与市民骑劫香港公共地方，开天杀价逼政府让步；手段不正当，必须反对。争取民主的正确的手段必须透过善意对话，而不是透过施加群众压力。
然而，有趣的是，目前很多反对「占中」的教会领袖，于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三日发动了一个「爱家共融祈祷音乐会」，透过群众运动对政府施加压力。事缘特首梁振英将于一月十六日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盛传将会就性倾向歧视立法的相关情况作出交代。某些教会人士十二月收到情报，策动在施政报告前夕的主日（一月十三日），大规模动员信徒在政府总部门外举行「爱家共融祈祷音乐会」反对立法。这个聚会在策略与效果上清清楚楚是一个政治活动，透过：一、集会前几天在报刊上刊登整页声明吸引市民及传媒关注；二、传播逆向歧视的可怕，动员基督徒参与这个群众运动；三、以大型群众集会吸引传媒报导反对立法的声音。这种动员群众压力的策略不是为对话（因为主办者认为政府及赞成立法者都没有诚意与他们对话），而是为展示反对声音庞大，进行政治角力及政治抗争，阻止立法。
然而，为何这些教会领袖去年就政府可能出现的政策，对香港政府施加群众压力，现在却反对学生及市民就香港的另一些政策，对香港政府施加群众压力呢？这不是双重标准吗？
回答一：「我们是捍卫宗教自由。性倾向歧视立法会带来逆向歧视，基督徒会因为实践信仰而受法律惩罚，所以要站出来。目前香港的民主群众运动是政治议题，不是宗教问题，所以教会无需站出来表态。」然而，这个态度岂不是「各人自扫门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教会只关心自己的宗教自由，对香港市民的命运自主自由就可以冷漠？
回答二：「爱家共融祈祷音乐会所施加的压力只是透过一次合法集会进行，而且并不影响公共秩序与民生。目前香港的民主运动却是非法集会，并且破坏公共秩序，影响其他市民生活。｣然而，香港现在进行的是公民抗命，与一般的犯法行为截然不同。要采用这个较激烈的抗争方式，因为刀已挂在脖子上，香港政府意图要推行伪普选。将来有一天这些教会若感到性倾向歧视立法也是一把刀挂在脖子上，难道绝不会采取公民抗命手段？有牧师已清楚公开表明，基督徒宗教自由若受威胁，应作公民抗命；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回答三：「人大常委会八月底定下的特首普选框架，已经在香港人的民主诉求与国家安全之间求取一个平衡，尽管不是香港人最期望的普选方式，但以和为贵，各让一步吧。｣然而，将来香港政府为性倾向歧视立法，若加入宗教人士豁免条款，这样就可以在双方之间求取一个平衡；为何这些教会人士已预先声明不会「代住先」，声称这是假宽容？
根源上，不少教会领袖长期害怕政治争议及社会运动 。他们知道要关心社会，但只限于作一些没有争议及不会与当权者起冲突的慈善事业，如扶贫、救灾、教育、社会服务等。他们想作和平之子，但不愿推动社会公义，因为害怕所引起的冲突。他们始终抗拒，任何要消除社会不公义的社会行动一定经历两个阶段：说理与角力。首先是要对当权者作道德游说，晓之以大义（闭门会议或公开聚会、提供意见书、报刊发文）。若当权者屡劝不改，处于弱势的市民就只能施压，而这个压力也是由小渐大（小之如发表联署公开信、舆论压力、大之如大规模游行示威、罢工罢市、公民抗命）；总言之，就是一种强制（coercion），但却是非暴力的，目的是促使当权者愿意作建设性谈判。不少教会领袖不愿意在社会中伸张公义，就是害怕参与这种强制的角力，害怕卷进一个后果难测的漩涡，害怕被其他政治力量骑劫，害怕损害与政府的关系。因为这些恐惧，就裹足不前，宁愿保持缄默，并美其名为政教分离。然而，同样一批教会领袖，却为到自身的宗教自由，去年发动群众运动向政府施压。
更可叹的是，这些教会领袖，廿五年前对于六四镇压，都认为是道德上大是大非的事，非表态谴责镇压者不可。对于今年香港九二八警察的暴力镇压，却认为是政治，要保持中立及沉默。
香港目前有好几个宗派的教会正面对一个道德公信力危机。他们对向政府施压持双重标准，对于香港政府近日对「雨伞运动」的暴力倾向暧昧不言，引起信徒不满。要挽回这个道德公信力的最基本第一步，应该马上高调呼吁香港政府克制；政治问题，政治解决，重启谈判，而不是以武力解决。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