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是香港市民不能忘记的日子，当天香港警察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施以暴力行动，在示威者和平而没有威胁他人的情况下，竟用上了催泪弹、胡椒喷雾等防暴工具，不少市民目睹如此暴行，自发地走上街头，他们不是要以暴力对抗暴力，而是以身体去保护、支援他们熟悉，什或不知姓名的示威者。香港市民展示的素质正开启社运新一页，正如周保松说：「我知道，过了今夜，香港将永远不再一样。」新一页随之展开，这不是指开始「占中」，却是示威者和平地占领不同地方，之后部份市民更热心支援，从医疗药物、食物及退热贴等必须物资，而参与者秩序井然，并没出现如《大公报》等指的「示威失控」、「祸延全港」。此外，梁振英于10月2日晚上发言，表示愿意与学生对话后，似显示抗争行动将进入另一阶段。或许有人认为参与的学生、市民有不善之处，但笔者认为禤智伟的评论切中问题：「学生是否做对，是无关宏旨的；即使年轻人在成年人眼中行差踏错，社会也必须无条件先保护、爱惜、包容他们。」对参与者我们给予支持、爱护及关怀，但对作为社会运动又如何？笔者认为是次行动堪为社会运动的典範，但下一里路将如何走下去？作为基督信徒，我更为关切应如何从神学地思考，且教会牧者应担上什么角色？
作为社会运动的组织者，总是在行动过程中徘徊于目标与手段之间，由最初定立行动目标，到构思行动策略，进而修订目标及考虑相应有效的策略，这是运动发展中的必然过程，于是没有固定目标及必然手段，只有不断重订目标与流动的策略，这便是美国社区组织者阿林斯基（Saul Alinsky）指出反叛者的行动概念，当策略成为固定或不变时，只暗示已经行动成功，或者是目标及手段已经僵化了。对组织者来说，手段只是完成目标工具，与此同时，目标赋予手段合法性，也是说要重视手段的合理性，否则只会变成为冲击而冲击，失去群众支持，对阿林斯基来说，久攻/估不下，便要即时回应及改变手段、策略，否则运动会僵化下去，以至无疾而终。在此笔者只是要指出，从组织者过往的经验来看，具体策略应可包括：增加及动员支援使运动持久下去、包围政府部门或首长和官员、引发部份地点产生小型冲突，以令市民付予同情、发动三罢，什至自残式的抗争手法，当然亦有被称为「投降派」或视为「左胶」的退场行动。策略分析便交由参与者讨论，作为基督信徒，我们只能带着独特的身份进场讨论，因为牧者、信徒是由耶稣基督所呼召，并塑造出我们特殊的思考方式，以使信众不容从众。
就事件发展而言，为政者9月28日的荒谬决定，直接推动更多学生及市民上街示威及占领金钟等地。恐惧带来不必要的暴行，错误估计学生的「破坏力」，同时低估民众的愤怒及道德良知，最终吸引成千上万的人不理自身安危，并引发提早「占中」，至发展为没有大会的自发行动，但社会行动总是非常态的行动，革命是非常态，胁迫也是。对基督信仰来说，我们总威胁任何政权，因为信徒只认信耶稣基督为主，故此是在批判的距离下跟任何政府、政权、运动打交道。圣经见证的耶稣除了明显拒绝撒都该人外，同时游走于不同派别之间，他多次放弃发动群众行动的良机，有时更刻意退开。反之，耶稣是在生活中展示出如何忠于父上帝的委托，一次又一次在宴席中、对话中、路上挑战当权者，故此对信徒来说，尽管非常态的社会行动有其价值，但回归常态才是信徒应担上的长期「抗争」。或许当手段与目的失去连接下，政权交替并能不保证什么东西，因为新政权只由旧世界催生，是在愤怒及恐惧下形成，当和平离开常态的生活，便是非常态的产物，离开人民的生活，便没有生命力，退场既是策略考虑，也是朝向更根深，走向准备转化人心，这是第一世纪耶稣的「策略」，亦是回到日常生活的本原革命。
那边厢我们认为动员更多人支援，将带来足够的注码，以使政府投鼠忌器，并为行动带来盼望。盼望神学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回应《被钉十字架的上帝》（The Crucified God）与《盼望神学》（Theology of Hope）间的关系时说：「当我写《盼望神学》，我是孕育着某一种热诚与短暂的盼望，就是我渴求改变可以很快发生，……捷克那具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开始了，而学生运动也在热情中展现。然后，春天很快过去了，我们看见在教会在社会主义在西方世界之中，那我们想要打倒的东西，其抵抗力量有多顽强。这是为什么在我的第二本书（指《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之中，我对过于乐观的盼望是更为批判的，事情可变得很快。……越战之后，人民不知道跟着怎样，他们尝试寻找更美好的将来，忘记过去，但这并非应有的行动；你必需面对真相，即使是伤害人心的真相；你必需有意识地在自己的生命／生活中经历十字架，并且也在人民的生命／生活中经历十字架。」﹝译自Teofilo Cabestrero ed., Faith: Conversations with Contemporary Theologians (Maryknoll: Orbis, 1981), 123-124）（邓绍光译）﹞信徒今天要分别这是非盼望的盼望，是逃避乐观主义的盼望，是活在真实生活中，从内在超越性带来转化的盼望，这就是在同行中宣讲福音——应许（gospel-promise）来叫世界醒悟盼望。故此撒离并非单纯是参与者的事务，而是信徒与他们共同背上这些日子的经历，在难以忍受的破碎中建立更根源的民主精神。
换言之，最终退场撒离不是关乎技术、成败，而是信徒了解民主不是切断人际间的联系，尽管他可能是我的敌人，而是如帕尔默（Parker J. Palmer）所言，在「心」里下功夫，先释放自己向人性一切可能性敞开，不再视政治为攻防心战，或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如此，教牧角色便不是直接参与这种抗争行动中，因为教会与政府／权存在批判性的距离，不能成为世界一部份去反世界，故此首要的角色是教育信徒作出信仰辨识。牧养成为首要的工作，便是指帮助信徒超越技术、策略、动员去考虑抗争行动，因为生活「抗争」才是常态的，亦把是次经验带回生活之中。既然，牧养是优先事务，那么牧者直接的工作，请教育教内的政府高官、社会精英，因为他们这时候正要表现出忠于基督的行动－－为事件寻求出路、用他们的力量制衡其他官员的力量；牧养纪律部队的牧者们，请直接教育他们，面对街头民众将/已发生的暴行，不能抽手不理，请尽力保护弱小；面对人与人的围斗，所属地区的教会领袖应早作准备，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保护，以待事情发生时，能马上回应，以免到时层层讨论有所延误。
在软弱的退场、撒离中，展示给他人所见的是什么东西？是十字架与盼望从来没有分开过，是我们在忍耐中得见盼望的应许实现，是忠于耶稣基督的牧者，不畏权势、地位，直接面对他们的羊群。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10.03）
